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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

二六

  “哈,哈哈!”

  叫声、笑声,使我睁开双眼。怎么啦?我奇怪地巡视着我们的大队。

  “你这孩子太坏,要把他碰坏了呢,嘿嘿,嘿嘿……”腿有残疾、一跛一拐地在队中走着的宋起山先生大声申斥着,忍不住自己也笑了。

  原来,是一位演出时事不多的师兄,抽空睡了半宿觉,此时精神焕发,调皮地将后面闭眼走路的师兄引到电线杆子前,猛一闪身,使后面的师兄一头撞到了电线杆上。

  我们回到富社,头几批回来的部分人员已经起床,他们吃过早饭要去广和楼照常演出,我们这些人的剧目都放在后边,能免的尽量免了。这时,我看见枕头、被子,感到万分亲热,急切切倒头便睡,头碰到枕头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后,富社营业达到鼎盛,堂会、灯晚愈加增多。为了解除路途往返的疲劳,科班在虎坊桥的“小小汽车行”租一辆“大”汽车。约比现在面包车大些,三十多人满额。我们每次都塞进四、五十人。师兄们坐着,我们笔杆条直地站着,一下也动不得。不过,就是再挤些,也比走着舒服哇!

  【十五 斗病魔 自强不息】

  《八大锤》中的金兀术没人演了。

  “你成不成?”苏先生拿着派戏单问我。

  “成!”

  “明天《八大锤》兀术就你演吧!”

  其实我只有印象,不算太会,自己便去找刘盛常师兄(刘连荣师兄的弟弟),请他给我说说,第二天就上了场。

  我除演《汉阳院》、《长坂坡》、《汉津口》、《群英会》、《阳平关》中的曹操,《甘露寺》中的孙权、张飞,《丁甲山》、《沂州府》中的李逵等架子花应工戏外,类似象兀术那样今天学、明天唱的戏也极多。如:《红柳村》的邓九公、《潞安州》的兀术、《上天台》的姚期等。因此,我的任务越来越重。而且,学戏也必须几出戏同时进行。例如我一面向孙盛文师兄学《取洛阳》的马武,一面又得赶排《取帅印》的尉迟公,插空还得去和高盛麟排《落马湖》。这样安排在客观上很符合我的心愿。但终归年少力单,多日劳累再加饮食不周,便觉得有些昏沉沉,头重脚轻。我自知内热太盛,几次去找沈东家派在富连成管帐的毛先生要折子,到隔壁南庆仁堂药店记帐(等于药费内科班付),拿些牛黄解毒等中成药吃。由于积劳积热太厉害,病情只略有缓和。过了两天,我演完大轴子《丁甲山》的李逵,汗水淋淋地站在热水锅旁等盆洗脸。(科班里卸脸的盆只有几个木盆,几个铁盆,大家轮流洗用。)一阵过堂风吹来,有些冷,我没在意,照例,脱下水衣子(穿线装时内衬的一件大襟布衣),光着背,将脸洗净。往日,若演的是重头戏,洗过脸,穿好自己的衣服之后,汗还是不断的;这天,却一些评也没有,还觉得有些发冷。第二天早晨起来,坏了,我头昏口干、浑身冒火、四肢囗疼。我意识到自己患了感冒啦。要了些羚翘解毒丸吃,还是坚持照常练功、演出、排戏。

  三天过去了,烧不退,饭吃不下,人也蔫了。细心的盛利师兄发现我的异常。

  “你是不是有病了?”他问我。

  “没,没什么……”我支吾着,怕他知道给我泄密,会不让我参加演出。

  “没什么?我不信!这几天你脸色很不好,本来眼睛就大,现在吏大了……”他说着,很老练地抬起手往我的前额一摸。

  “哎呀!你发烧啦!脑袋烫极了,不行,硬挺可不行,一定得让大夫看!”

  在他的催促下,我也怕拖下去更麻烦,就到虎坊桥五道庙(过去是个庙,里面隔成二、三十间房子,住着最底层的贫民,如拉车子的、小商贩、缝鞋的),找在里面居住的专为富连成学生看病的中医老大夫医治。盛利师兄有一个熬药的砂锅,他每天在伙房大灶上将药煎好给我喝。

  又过了几天,我的烧还是不退,每端起饭碗,一口也不想吃,想到还要演出,不吃饭怎能成,就掰碎半个馒头泡在菜汤里,胡乱吞下。回到南屋,休息片刻一,准备着跟队出发去广和楼,盛利师兄紧跟着我走了进来。

  “你把这碗粥喝了吧!”他将碗递到我的面前。

  我低头一看,是一碗冒着热气的莲子粥。

  “谢谢你,我不想喝,真的吃不下了,真的。这是张老先生送来给你补养身体的,你自己喝吧!……”我说着将碗推到他的胸前。

  “你喝吧,你当我没看见?这几天你哪儿吃饭啦?戏又累,你吃……”

  我俩推来让去,不肯吃。这时门房传话:母亲给我送菜来了。往日我会三蹦两跳地去见母亲,现在可真两下里为难。这几天有病,格外想念母亲。母亲若见到我如此狼狈的样子,该多么心疼呀!一定会接我回家去养病,那么每天演戏就全耽误了。科里架子花脸走的走了,倒仓的倒仓,我刚能顶上活,这么好的机会不又丢了吗?

  盛利师兄见我一反常态,沉吟不语,理解了我的难处,说:“你是怕大妈看你有病的样子惦记你吧?”我点点头。

  “要不,我替你出去,跟大妈说你忙,把茶带进来,明儿你病好了再见她?”

  我咬咬牙,下决心,让盛利替我出去,免得让母亲见了惦记着不放心。

  “让我去,我可有条件。”他忽然端起架子来了。

  “什么条件?”

  “把这碗莲子粥喝了,我才去!我回来,你得趁热都喝完才行!喝!”他又将确端到我手上,我只得喝了一口,他满意地笑着,往外走。

  “等等!”我喊住他,放下碗,从被卷里掏出几天来积攒的小份钱约两吊多(那时我每天小份已长到七、八枚了),交盛利带给母亲。

  两个星期了,我的体温还是时高时低,人更加消瘦。那位中医说我又得了第二次感冒,转成瘟病了,要我坚持吃药,好好静养。我瞒也瞒不住了。师兄们知道我病了,苦于架子花脸每天“事儿”多,无人能替,我自己又在坚持,大家也就没向师傅说换人替演,所以,我除了不参加练功外,学戏、演戏,全部照常。

  母亲又来了几次,盛利哥三言两语,用“忙”来遮掩,头两国挺灵,母亲高兴地走了。后来,母亲愈来愈不放心。一天早晨,大家在罩棚练功,我刚吃过药,迷迷糊糊地躺在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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