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见谁立刻约他出来嘛，要干杯马上干掉，人无百岁寿，直接点爽快点，切莫扭扭捏捏。
趁现在心情好，马上把想做的事情做掉，免得明日有突发事件令。已清欠佳什么都不想做。
生命无常，一深思只觉凄茫，只得苦中作乐，消极抵抗，绝对不等明天，今天就是今天。
一收到新书立刻迷头迷脑地看，明天太阳可能爆炸，地震、海啸，哪一国不知同哪一国也许就干了起来殃及无辜。
结论是：不要叫她等。
不是不悲观的。虽然是在战时出生，但南下之后的生活还算是风平浪静。她自己也多次提到，她已比许许多多的人幸运，能在一个较自由的地区选择自己的生活。
如此苍凉的心境，并时时发而为文，确实矛盾得很。从这里可以看出，任何一个作家可能从历史与现实之中接受何种馈赠，这决不是一道简明的方程式。
无根的飘泊感肯定木可避免，“香港是我家”，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乡下在哪里”，一直是在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小岛上定居的华人的辗转问候。
没有回过故乡的席慕容只要见到草地，也不由自主地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乡愁油然而生。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谁说出塞歌的调子都太悲凉
如果不爱听
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
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
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
想着黄河岸啊阴山旁
英雄骏马啊骑马回故乡
——《出塞曲》
那么，亦舒呢？在上海出生的亦舒，提起她的出生地，又情何以堪？
她会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用上海话调侃人也很地道，她一方面说出生地对她并不那么刻骨铭心，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多方关注。
在报纸上看到八十多岁的柯灵每天在写大文章——以超过一百年的时间跨度，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去写上海的变迁与沧桑，马上就肯定这个长篇值得伸长了脖子来等。
八十多岁老人写上海一百多年的沧桑，固然是文坛佳话一桩，更主要的，是亦舒对上海这个城市的一切关怀甚殷。所以不管上海是主角，抑或上海只是作为背景，都已经够精彩。还有，即使不是小说，光是叙事式记载，一样值得观赏。
在中国，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中，也许上海是最有传奇性的，从霞飞路爱多亚路板司非尔路到淮海路北京路红旗路，这一百年的上海啊！。
可人们对上海认识多少呢？
亦舒站在她香港读者的立场上，说出了一种共同的悲哀：从来没有一本书把上海这一百年从头说到尾，人们只能从各种不同的版本故事管中窥豹，譬如说，杜月签的上海，张爱玲的上海，以及父母口中的上海，甚至是香港好莱坞电影中的上海。
在上海出生，但少小离开，亦舒对上海仅薄有印象罢了。倒是她哥哥，在上海渡过少年期，二十四岁才南下香港，一口广东话至今仍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
上海于她，颇有“才下心头，却上眉头”，“剪不断，理还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意结。
去到了千山万水那么远，L海即使还在，也只是梦里依稀，日常生活中的蔬果花鸟，往往便成了记怀之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了。
温哥华的洋人市场都在卖大白菜和雪里我，红烧狮子头已不愁作料。但最怀念的是芥菜，江浙一带是出产荠菜的地方，炒来吃，或里云吞，都没话说。
一句“上海莱特别好吃”，不知蕴含了多丰富的内容。
如同《百合》一文，写的就不仅仅是百合那么简单了：有一种食物，上海人叫百合，相信是百合花的球茎，即是根部，同水仙花、风信号及郁金香球茎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可吃。一个个那样买回来，雪白，略冲洗，一瓣一瓣撕下，不，还未可以吃，需经过一番手续，要用巧劲，把每瓣百合尖拗下，顺带把薄膜也撕掉，否则煮了汤不好吃，太苦。最爱百合甜食，加冰糖桂花水，煮至略糯，吃起来，清香扑鼻，又有点苦涩，回味无穷。爱买野人头，唬洋人者大可将百合汤发扬光大，喀，吃花，多么风雅别致。上一次吃百合，已是多年之前的事矣。令人怀念的还有新鲜莲子，直接从莲蓬里掏出剥开吃，还有生莲藕，切开来，藕断丝连，拉到老长，终于不得不断开，落入嘴里。吃完之后，冲一杯玫瑰普洱，或是茉莉香片，缓缓喝下，同做神仙差不多。爱吃上海甜食爱至着迷，酒酿汤团、八宝饭。绿豆糕、枣泥里饼……根本不想吃正餐，来十客八客各式甜品即可。
人像蒲公英种子那样，飘洋过海，去到另一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可心，却往往不与身体同步。
理想与现实从未有距离，理智和情感也不容易调和。
对于一个敏感的女性写作人来说，年岁渐长，越把世界看透彻，就会越觉得生命的感觉和理性是那样的不确定，便会恐惧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实体是独一无二的，不但不可能为最亲近最善意的他人所彻底了解，就是自己，又何尝真能把握那最隐秘的底蕴与直机？
即便已经形成了某种明确的理智认识，也还会获得许多模糊的情感体验；可以用理智解释清楚其中的某些情感，却一定还有更多的部分远远超出理智解释的范围；而它们或迟或早总会在的心底暗暗地发酵，使人禁不住要对自己的理智发生怀疑。倘若还残存一点诗人的气质，那么这种认识上的矛盾就尤其会非常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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