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磕磕碰碰第五课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
王人美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书名《我的成名与不幸》，最后一章写的是“我的丈夫——倔老头叶浅予’。且看她是怎么看我的：
“我和叶浅予在1955年结婚，是老夫老妻了。过分熟悉，反倒觉得不知从哪儿谈起丁。这样吧，就先说说眼前这座房子。这是座老房子，大门关不严，水管漏水，地板腐朽，房管所修了几次也没全修好。我催他再去找找房管所，他不但不找，反倒帮着房管所说话。说什么房管所也有难处，这些房子百孔千疮，房租收来都不够修缮费用，还说不要为生活琐事烦恼，要知足常乐。你看，这老头子多倔！想起我们搬家的时候，正急需钱用，他却不声不吭，把补发的三万元工资全部捐给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作为毕业班优秀学生的创作奖金。这三万元是他十年的补发工资，钱捐出去了，搬家要花钱怎么办？只好向荣宝斋借了一千元。叶浅予借钱，有人不信，他们认为有点名气的画家，都是腰缠万贯。其实，叶浅予经常两手空空。记得我们1955年结婚时，他四十七岁，我四十一岁，我们想老头儿老太太结婚不要声张，可不知怎么，风声还是漏出去了。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怎么答谢呢？叶浅予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几十个人拥进四川饭店，有郭沫若、于立群、阳翰笠、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民等等。叶浅予花了将近二百元钱，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已经破产了，因为他全部财产也只有二百元。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叶浅予这个人从来不爱攒钱。”
“现在叶浅予的画荣宝斋一张标价两千。许多人以为，画价这么高，他分成一定不少。我说，那是你们不了解情况。叶浅予从来不赞成画价过高，相反，他主张压低画价，而且从80年代起，他拒绝向任何画店售画了。”
“他对青年画家是爱之深，责之严。有一位女画家周思聪，是他一的学生，很勤奋，也有才气。有些地方约她去当场挥毫，一些港商也以优厚的待遇邀她去香港卖画并表演。老头子知道后，心急火燎，专门把周思聪请到家里，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告诉她，成功标志着新的起点。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必须再下苦功，如果到处去表演，那会毁了自己。他不但苦口婆心开导周思聪，还告诉约请周思聪去香港的画商，不要毁了我们的年轻人。”
“叶浅予受到墨西哥画家河佛罗皮斯的影响，从1933年开始手不离速写本。有趣的是我们1952年认识以后，有时也到公园茶室里坐坐，他掏出速写本，勾画周围的茶客和过路的行人，一画半天，连句话也不跟我说，几乎忘了我的存在。”
“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全要我操心。如今我半身偏瘫，管不了那么多。你看这个家，搞得多脏多乱。晦，还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也别说了。我告诉你一句话，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我的成名与不幸》 由王人美口述， 作家解波执笔写成。这篇被我删节了的“倔老头叶浅予”，也是以口述的方式由解波记下来的。“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一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也不懂。”这是王人美对我的真实看法。我应该根据这个观点，回忆我和王人美的共同生活。
王人美，原籍湖南湖阳。父亲王正权，是长抄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桃李满天下，毛泽东也是他的学生。人美从小在长沙长大，原名庶熙。兄弟姐妹七人，她最小。七岁时，母亲因脑溢血突然逝世，那时她已进小学。1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满以为将来会像她父亲那样当个数学教师。没想到这年夏天，父亲被黄蜂螫了一下，化脓成疾，竟至危及生命。
父亲去世后，人美随哥姐到武汉，哥姐都在汪精卫的政府机关工作。不久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实行反共，许多左派人物被杀或逃亡，王氏请人易散。人美和三哥王人艺随二哥王人路到了上海，进入黎锦晖的美美女校学歌舞。
1928年5 月，黎锦晖组织的中华歌舞团乘船离开上海，用了十个月时间，在新加坡、吉隆坡、按榔屿、曼谷、马六甲、雅加达、苏门答腊等城市表演。次年中华歌舞团解散，王人美回到上海，进南洋招商附属英文专科学校读了一年英语。不久，黎锦晖重振旗鼓，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北平、天津演出，接着又远征东北。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他和胡布被称为明月团的“四大天工”。电影导演孙瑜慧眼识英雄，把王人美由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之—变而为联华影片公司新片《野玫瑰》女主角。影片获得很大成功，王人美演得自然而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导演说，因为她自己演自己。待到《渔光曲》出现，小猫那个人物，实际是王人美自己演自己又深化了一步。《渔光曲》是导演蔡楚生的成功作，是王人美电影演技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电影艺术走上新路的一个里程碑。 它获得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荣誉奖。《渔光曲》的主题歌曾经风靡一时，人们提到《渔光曲》便会想到王人美；见到王人美，便会想到《渔光曲》。那以后，王人美又主演了一些影片。解放后，她成为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的演员，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她忽然神经错乱，我把她送进北医的精神病院。在治疗过程中，逐渐知道1950年她从香港回上海之际，正赶上文艺整风，有人向她身上泼脏水，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来往，她受到极大刺激，曾经被送进疯人院。幸亏她二姐王明霞把她接到北京，住在她大哥王人碰家，她神经获得松弛，病才好起来。从此以后，人美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我和人美的婚姻是1955年由朋友们有意撮合的。那时人美和金焰已经分离十年，据地的回忆说：
抗战爆发后，金焰和我缺少共同生活，他认为丈夫应该养活妻子，不赞成我独自参加大鹏剧社，更反对我报考美军打字员。他不了解我经历流亡生活后的思想变化，我怎么能安心当一只家猫。他不理解我，认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们的离异既没有吵闹，也没有眼泪……我觉得夫妻之间即使爱情已经消失，友情仍然可以存在。爱情有时是自私的占有，友情却是无私的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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