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时期，国民党履行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诺言，在大本营成立了政治部，部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担任副部长，负责指导郭沫若第三厅的文化宣传工作。我是三厅成员，被派在香港工作。武汉撤退后，大本营移驻重庆，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周思来、郭沫若下了台，政治部成了清一色国民党的天下。我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我召去，问这问那，还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你应回去办移交。我顺水推舟，立刻送上辞职书，不久就被批准了。在这个过程中，我陪爱莲去见了恩来。周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们，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开展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因为我这条鱼适合在大后方的水域里游泳，爱莲的工作又离不开我的帮助，于是决定暂时不去延安，就在重庆打开局面。
正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二十四小时内夜以继日向重庆倾泻炸弹。这样继续了一星期，一切生活都被搅乱。起初我们寄住在张家花园一个朋友家里，第一批炸弹就毁了那座房，只得另找别处。第二批炸弹又毁了我们寄住的小旅馆，我们一星期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炸毁了旧房，第三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整整一星期的疲劳轰炸，日寇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可以乘机逼迫蒋介石投降，岂知中国人就有这股子宁死不屈的硬劲，倒是日本人挺不住了，疲劳轰炸宣告破产。
爱莲经过这一番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战时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比之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重庆房屋一片片倒坍，伦敦房屋可结实得多；希特勒逼邱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日本人逼蒋介石投降，重庆人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可是也挺住了。她觉得这次下决心回祖国来，和重庆人一道接受战争的考验，心里特别痛快。
轰炸过后不久，在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演出的节目和香港那次基本相同，使重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把芭蕾和现代舞蹈揉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戴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把马的两个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民在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上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所见所闻的材料画成《重庆行》漫画八十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与爱莲一同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表演舞蹈，我举行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们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个农民家中，为时将近一月。后来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和几个朋友混在难民队伍里，通过澳门、石歧、新会日寇占领区，在江门买了良民证，走到自由区，在肇庆搭上西江拖渡，回到桂林。在桂林期间，我画成《逃出香港》二十三幅，纪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爱莲则拜桂剧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学得《哑子背疯》一折，成为以后的保留节目。当时适逢田汉在此组织活剧会演，集中了南方几个演剧队表演节目，广西艺术馆乘机请爱莲办了一次短期舞蹈班，指导话剧演员作形体训练。第一课教演员们练习肌肉放松，爱莲只知英语“nelex ”这个词，不知中国话该怎么讲，幸亏丁聪在场，当了临时翻译员。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保卫中国同盟的爱泼斯坦和巧茉莱夫妇也从日本集中营逃出，偷渡到了桂林，和我们同住一处民房，后来他们和美联社取得联系，先期去了重庆。经朋友们的督促和支持，爱莲和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组织了一次音乐舞蹈表演会。我和香港那两次一样，在后台管服装。说实在的，除了我，谁也摸不清什么节目该穿什么服装，该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爱莲在换服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戴爱莲的“跟包”。跟包者，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除了在后台为戴爱莲管事打杂外，还得做饭，当翻译，必要时甚至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1949年重庆那次“边疆乐舞大会”，戴爱莲是主演者，我则既是节目组织者又是海报设计者和公共关系联络者。
1945年，爱莲为育才学校创办舞蹈组，成立了一个民间舞蹈采访组，决定到川西北和西康去采访藏族乐舞资料。我们两人先期到成都，寻求去西康的关系，同时我托人卖画，筹集旅费。最后，我们通过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贸易公司的双重关系到了康定。 在康定住了一个月， 爱莲采集到大量藏族乐舞资料，编成了《春游》和《巴安弦子》两个节目，我写成了《打箭炉日记》四万字，两人双双获得丰收。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聘，赴美访问，戴爱莲反过来成为我的跟包，当我的对外联络员、翻译和画展招待员。但她开表演会，我仍然是她的眼色，而且是乐队成员，《哑子背疯》的锣鼓点子，就由我来打锣控制节奏。
1943年我们住在四川北温泉时，爱莲是电化教育训练班的舞蹈教师，我作为家属住在学院的松林宿舍里，因生活艰苦，用不起做饭的阿姨，我们有时在小饭馆包饭，有时则由我掌灶管两人的饭。这次在纽约期间，因跑唐人街饭馆花钱太多，住处又有厨房，就仍由我来掌灶。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副食品奖齐。那时老舍也在纽约，我们经常请他来共享我做的美味佳肴，一同解馋。
爱莲十五岁离开千里达老家，随母亲在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她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1947年我四十岁，她三十一岁，她思家心切，决定从美国回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他们见见她从祖国带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这女婿和她一样有一手吃饭本领，必要时还能做一顿祖国的美味孝敬老岳父和二姨哪！可惜，千里达的华侨全是两三代的华裔，祖籍广东，自己老家是哪县哪乡都弄不清。戴家连自己的姓都没了。平常说的英语，满带乡土口音。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出了一个陈友仁，当过北伐时代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戴爱莲是回过祖国的唯一舞蹈艺术家，千里达人民特别欢迎她，不久前她在纽约表演两场节目，千里达报纸一片赞扬，盼望她回来为故乡表演一场精彩节目。为了表演《春游》和《巴安弦子》，我们特地从纽约请来一位男伴舞的名叫乔治。演出那天，我照例只能躲在后台管服装，但为了显示戴家女婿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把我在纽约展览过的画全部带来，在爱莲的表演会前几天展出。岳父虽穷，还搜索钱柜，买下了我的一幅画。
回纽约时，海关检查行李，发现爱莲衣箱里装的都是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服装，以为我们是服装贩卖商，要上税，经再三说明她是舞蹈演员，是表演节目用的舞台服装，才免税通过了关卡。
1949年春北平解放，7 月举行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队伍会师，成立了文学艺术联合会和各协会，我当了美协副主席，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1950年文化部聘请爱莲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来，冷不防戴爱莲向我提出离婚，这真像晴天霹雳，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已爱上别人了。我问是谁，她说是个在我家住过的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捏指一算，从1940年到1950年，我们在一起生活整整十年。
翻阅画筐，发现1944年在四川北温泉松林宿舍画的一幅题为《松林人物志》的画，其中有一对走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那就是我们两人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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