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后，老黄带我同他去维持会上班。只见围墙里有个广场，看来这儿原是个学校，这广场便是操场。操场上已站了不少人，都是邻近的居民，后面人还在继续进来。几个贼兵散在四周维持秩序，老黄进去，一个贼兵头头和他叽哩咕嗜说了一阵日本话，他便招呼人们好好站着听日本人训话。日本官站出来说了几句，老黄接着大声宣布：“港九粮食紧缺，皇军要求大家回老家去，免得在这里饿肚子。过两天港澳轮渡开始复航，大家要懂得皇军一番好意，回去和左邻右舍都说说，能走的快点走，千万别耽误啦！
老黄说完话，又和贼头咕喂了一阵，然后宣布散会，同时向我示意：可以走了。
这天上午我们夫妇二人换上还算体面的服装，一同过了海，找到西环学上台旧居的朋友们，相见之下，有隔世之感。他们以为我们这久没消息，可能在沙田前线牺牲了，现在活着回来，大出意料。我把在九龙和老黄打交道的事说了一遍，他们说此人曾留学日本，在上海是美术“左联”的人，如今日本人来了，该是他“交鸿运”的机会了。
我到了这里才明白，日寇对香港的突然袭击，是太平洋大战中的一个小小战役。香港自1939年起已经是一个孤岛，日寇占领香港，对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不过，大批文化人被困在香港，这个打击却不小。日本当局的疏散政策，对我们是逃脱魔爪的大好机会。我对朋友们表示，只要港澳轮渡开航，我第一个上船，到澳门想办法通过沦陷区回大后方去。当时响应者有徐迟一家三口和盛舜一家两口，加上新近闯来香港的罗寄梅，连我们两口，一共八人。澳门我虽去过，但不熟悉，澳门以后如何行动，心里也没底。好在八人中盛舜住过澳门，他母亲现在还住在澳门，一切全靠他安排了。
港澳之间船行两小时即到。澳门表面上还是葡萄牙殖民地，实际已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统治之下，澳门北面的中山县，早被日寇占领，中山的县治所在地石歧，和澳门之间通公路班车。我们从香港来的八个难民，打着回乡的旗号，领到回乡证，买了票，登上了班车。这班车是辆运货大卡车，车尾装行李，货位装旅客，塞得严严实实。上车前，由日寇特务机关把住关口，检查行李和证件。那个特务头子身穿便衣，挺胸凸肚，腰间跨一口日本军刀，威风凛凛。好不容易通过检查站，驶出澳门，进入中山县境，又是一道关口——敌军的岗哨。一个日本兵爬上车来东张西望，看了几眼，便叫放行，我们总算顺利通过。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日寇占领区旅行，成了沦陷区的顺民。近午离开澳门，傍晚到达石歧，在车站被一位旅馆伙计拉去住店。盛舜出面打听去鹤山的路途。鹤山是贴近西江沦陷区的我军控制区，我们心里把它叫做自由区。盛舜打听到明天即可搭内河小轮去江门，在江门买良民证后可以通过日军岗哨走出沦陷区。我在石歧旅店安顿就绪后，拉了盛舜到街上看看。走到一处十字路口，远远看到一个敌军岗哨，行人走近，必须向日本人鞠躬行利才能通过。中山沦陷已有三年，老百姓习惯了这种显示占领者威风的霸道行径，个个人彬彬有利地鞠躬如仪，然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过。我们看了一会，一股不愿做亡国奴的情绪堵塞胸口，扭转身返回旅店。
第二天一早，在码头上吃了美味的鱼生粥。这儿没有澳门那样的检查站，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兵，很从容地上了船。在船上，脑子里闪过一道意念：看来当沦陷区的顺民并不很难，可这想法又被昨晚看到的敌军岗哨的威风打退了。这一水程，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道小河，向北直通西江大河，江门是这一水程的重要码头，梁启超在新会县的老家就在这江门镇上。水程途中，见到一艘敌人运粮船，船后艄的舵篷下，几个贼兵围着一个船娘饮酒调笑。因这船驶在我们轮渡前面，我们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叫人气破肚子，不由问自己：在沦陷区做敌人的顺民行吗？
到江门住在一家沿河的旅店里，旅店老板为我们每人买到一张良民证，准备第二天一早由一位乡长送我们过敌军岗哨。送人过境是本乡的一个好差使，良民证卖钱，送过境也要收钱。我们八人全是农民或平民打扮，自挑行李，来到西江边上一座山脚下，老远就看见敌军数人在蹦蹦跳跳地作欢迎状。起初觉得纳闷，后来想起，乡长曾嘱咐我们，过关时要受搜查，如有贵重东西要藏得严密些，别让抄走，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敌人看到我们这一群送礼的人来了，哪得不乐。我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是那只防水防震的手表，早已偷偷戴在隔肢窝下，搜查时，两手放意低低举起，不让敌人摸到，算是逃脱了劫运。贼兵贪婪，什么值钱的都要，我离香港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套西装被抢走了，派克牌钢笔、皮鞋他们也要，女人的首饰当然更要。这一搜括，每人行李都减轻了。到鹤山还有一段路要走，对我们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平安走出沦陷区，那怕被搜得精光也觉得痛快。搜括完毕，敌军一声令下，放送礼者过关，乡长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当然向这位好心的同胞由衷感谢。
快步离开岗哨后，前行几十步，人人松了一口气。停下来交换意见，都说目的地离此十来里，在这两不管地区，一怕遇盗，二怕敌人进攻，万一出事怎么办？有人说，遇盗不怕，把剩下物资全部奉送，两手空空，落得轻松。至于敌人进攻，看来可能性不大，想想刚才敌人岗哨上那种抢劫行为，他们哪还想冒生命危险扩大什么战果！这么一说，大家心情突然开朗起来，步子迈大了，嘴上也唱起来。一小时以后来到了鹤山。
进了镇，住进了旅店。人们打听到我们从香港来，便问香港情况，我们如实回答。这一带的人从来和港澳有来往，这一传，传到了镇上的政权机关，便派人来查问，叫我们自报身份以及和重庆的关系，怀疑我们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而且居然下命令把我们看管起来，不准自由行动。这个意外的打击，使我们一颗颗爱国心顿时凉了下来。罗寄梅比较冷静，宣称他是中央通讯社的摄影部主任，不信可以向重庆打长途电话询问。那些人一看我们来头不小，果真打电话向上面请示。接通了重庆，证实我们确是刚从香港逃出来的文化人。这么一来，我们从阶下囚一下子变为座上宾，去肇庆的关系也搭上了。
鹤山到肇庆的公路已破坏，去肇庆必须步行。爱莲新病初愈，大家怕她走不动，可她体质好，表示挺得住，我们便决定步子放慢，行程拉长。好在敌人已被我们甩得老远，肇庆的关系也已搭上，可以松松劲，慢慢行。一路走了两天，早走早投宿，平平安安到达肇庆。
肇庆是广东省的一个专区，坐落西江南岸，是出端砚的地方，据说端石矿已经开深到西江江底。逃难途中，无此闲情寻问端砚的出处，倒是肇庆专员颇有雅兴，招待我们游了一次位于对岸的七星岩，还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广东宴席。托他的福，我们八人搭上了去梧州的大轮渡，由梧州转桂平，由桂平转柳州，走的全是水路。水路上走的轮船叫拖渡，拖渡上能睡管吃。在柳州搭上火车，直奔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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