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香港历险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生活的艰苦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200 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这套画可以说是大后方的生活实录，住在大后方的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在我看来，却都是生活的火花，任其在眼前溜过，毫无反应，未免有失画家的职责。我把这套画带到香港，首先得到同行们的赞许，其次引起出版者的注意，认为可以先办一次展览，然后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画展在半山腰的某教会会堂举行，以《重庆行》作标题，概括全部内容。等到交付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此事搁浅。幸而朋友藏好原稿，后来把它带到桂林，交还给我。
画展之后，我在香港近郊沙田租到一间住房，想在这里准备画一批画，然后远走新加坡，到那儿去开一次画展，可能的话，就在东南亚放开我的视野，开拓我的新生活。不料迁到沙田没几天，即遇日寇从广州方面向香港进攻。沙田是香港的外围，正处在火线上，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兵从香港开来，准备抵抗。记不得是哪一天晚上，近处听到枪声，我和一户种菜的农民避到近处山脚树林里，哩峻的枪弹声从树顶上飞过，有时打着树枝，劈劈啪啪作响。过了一会，枪声渐远，我紧张的心情才稳定下来，此时天已发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写得这里，忘了说一说那晚和我一起在树林里躲枪弹的，还有我新结婚的伴侣戴爱莲。这以后，我俩度过了一段惊险艰难的生活。
1939年我和舞蹈家戴爱莲在香港认识，我帮她在半岛酒店举办了一次舞蹈晚会后不久我们即结了婚。1940年夏初同去重庆，同去见了周恩来，表达我们想去延安的心愿。周说，我们在大后方的用武之地比延安大得多，劝我们留在重庆。受此指点，我们打消了去延安的计划。留重庆期间，我们共同尝到了疲劳轰炸的滋味，一天躲几次防空洞，饱一顿，饿一顿，今晚住这儿，明晚不知住哪儿。这样的流浪生活，不以为苦，反而引以为乐。爱莲在重庆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为马的三支提琴曲编了三个舞，参加了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周恩来所说的“大有用武之地”，真是说着了，我们怎么不引以为乐！不久爱莲因病先回香港，在玛丽医院动手术。我回香港时把她从医院接出来，我们一同住到沙田，那晚在树林里她同我一起听了一夜的枪声。次日早晨，和我一起躲进树林的那一家农民从家里捧来一锅香喷喷的狗肉，请我们尝尝滋味，我们也就不客气，乐得暖暖肚子。谈到这场战争，我自命是老资格，告诉他这是日本人打香港，日本人来了，英国人就得走；我们是大陆来的，是日本人的死对头，我们也得逃，但不知逃到哪里去。老乡说，山上有个山尾村，是我房东的老家，不妨去躲一躲。听了他的话，我马上回新居；房东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办？我说跟你走，他就带我们上山。走到山尾村，才知道山上有田地，有村庄，这是原来想不到的。我们庆幸有了藏身的地方，先住下，再慢慢想办法逃出去。
山村和外界隔绝，香港情况如何，无法知道，心里真急。偏偏日寇的散兵游勇时时光临，搅乱了这世外桃源。看来日寇已在沙田驻扎部队，其士兵一有机会便到穷乡僻壤来搜寻猎物。他们进了村，看到鸡就捉，看到猪就砍，看到女人就追，第一批走了，第二批又来，完全把山尾村搅乱了。每天清晨，村里的妇女们早早备了干粮，带着孩子，躲到远处老林岩洞里，傍晚才回来；男子在村里应付强盗们。有一天强盗来得特早，妇女们来不及躲避，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被强盗抓住，他们把她拉到树林里发泄兽性，还派同伙在林外放哨，怕村民进去抢人救人。远远听到那女孩喊救命，我们束手无策，一腔怒火只能咬住牙关忍着。房东老人洪道英，是村里的长者，硬着头皮去见日寇驻军头目，请求保护。从那以后，山尾村稍稍安静了些。老人回来说，香港九龙早已被日寇占领，市面逐渐恢复，有的沙田村民已经担菜去市里卖，建议我们夫妇担着菜混进市里去看看。我也想，躲在山里不是长久之计，每天提心吊胆，不如冒一次险，进市里去和朋友们取得联系，也好商量个逃离香港的办法。于是我们下决心离开这与世隔绝的山村。我俩向房东借了衣服、扁担、菜筐，乔装改扮成茶农，和老人的长子，即我在沙田的房东，一同出发，进九龙去卖菜。
12月9日进山，1 月8日出山，在山尾村住了一个月。临走之时，心想老人家招待我们住了这么久，总要有点实际表示，向他道谢才对。但身上囊空如洗，光说空话怎么行。爱莲当即取出她仅有的一副耳环、一串项链，送给了老人。
房东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夫妇下得山来，老远看见几个日本骑兵拦住几个担菜的妇女，把菜抢去喂了马。我们立即绕道躲开，走上公路，向九龙方向前进。走不多远，遇到一支日本后撤陆军。他们一路走，一路拉夫为他们肩负抢来的财物，其中有软件，也有硬件。我们三人走过时，正碰上他们就地休息，于是三人都成了他们现成的猎物。房东先被拉住，其次是我，女的不要。我示意爱莲担莱先走，去远处等我。我察言观色，贼兵是想把他们自己身上携带的财物撂给我们代挑，我若真被拉走，不知到何时何地才能放回。我便捧着肚子蹲在地上装病，执意不肯就范，同时示意房东撂下菜筐向前狂奔。贼兵见了，想追又不敢追，只跑几步便折回来。此时突然听到带队的喊官一声哈喝，两个贼兵马上拔脚归队。我趁势溜之大吉，还把房东撂下的莱拉了，双排在肩，赶去和爱莲及房东会会。大家捏着一把汗，直待敌兵走完，才又上路奔向九龙。
房东领我们在他的一家小商号休息，吃过了饭，我便开始寻找熟人。第一家找的是姓黄的画友，他正在家。看我们这副打扮，知道是从乡下来，便问我们沙田情况如何。我把山尾村避难情况说了，问他香港那边怎么样，过得了海吗？他说现在局势开始稳定，港九已恢复交通，而且日军已在下令疏散人口，可以有机会离开香港了。我问他生活如何，他说他能说日本话，在地方治安机关服务，做救济难民和疏散人口的工作。他看我们的狼狈相，建议我们在他家住一晚，换换装，明天再过海去。
这天下午我找机会看了看九龙街头的情况。店铺家家关门，街上布满地摊，卖衣服用具的多，卖吃的少，难得有一两个卖粮食的，喊价高得吓人。可见粮食已很紧张，怪不得敌人要疏散人口。这晚黄家在骑楼上搭了个临时铺，招待我们夫妇睡了。次早醒来，我问老黄到底给日本人做什么事，他说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你不信，今早上班，你跟我去看看。此话正中下怀，我正想要看看日本人怎样统治英国殖民地的中国人。吃早饭时，黄大嫂和老黄咬了一阵耳朵，老黄说：“怕什么，拿出来吃了算啦，明天缺吃的，我会想办法。”原来这位地方维持会第一把手的家庭也缺粮。我对爱莲用英语说：“咱们省着点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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