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主编《时代画报》
好好的一份《上海漫画》竟然弄到拆伙收摊，我实在不甘心受此挫折。然而，刀把子握在张氏兄弟手里，争也没用。那么光宇对他兄弟为何如此迁就呢？关于这一点，当时我并未想过，到了老迈年龄，经历风雨多了，忽然发现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怎么当时并未想过？要是那时发现了，也许《上海漫画》的命运，不至于如此下场。我和张氏兄弟相处三年，觉得老兄是个真正的艺术家，老弟虽也从事漫画创作，所作所为毕竟带点市侩商人气。那三年，他掌握着《上海漫画》的经济大权，和报贩老板关系打得火热，各家广告客户，由他个人打交道。刊行社有个名义上的会计，是郎静山介绍来的，成了正宇个人的账房先生。在《上海漫画》的生死关头，做老兄的没法辨明是非，一味听老弟指手画脚，而我这个不懂世道的小子，什么都听老大哥的，明知道老弟私下承办《时代画报》有些踢跷，但也不敢挑明，只能顺水推舟跟着走。
光宇、正字为了母丧，奔走在上海、无锡之间，把《时代》这副新担子交给了我。正宇平时包的那辆人力车，以及和报贩老板的关系，也一起交给了我。我一下子抖了起来，由小伙计一变而为不大不小的“老板”，心里有点发毛。可是，坐上那辆包月的黄包车，进出南京路，却又有点飘飘然乐滋滋。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历史，看清楚自己的灵魂深处，已经被洋场市侩的细菌侵蚀了。好在这段时间不长，张氏兄弟办完丧事回到上海，我仍然恢复到原来的小伙计地位，当了《时代画报》的编辑，《王先生》长篇也从《上海漫画》移到了《时代画报》的版尾。
没有看错，张正字真是个社会活动的干将。几个月后，他宣布已和当时相当活跃的新文人邵询美和画家曹涵美合伙，组成了“时代图书公司”，在四马路租到沿街的铺面，要开设书店，寄售各家出版社的书刊。他说，邵、曹二家都是有钱的主儿，各拿两千元作开办费，张氏兄弟和我都将成为这家公司的合伙投资者，也就是合法的“老板”。为了不使二张一叶感到寒酸，决定将四千元资金分为五股，每股八百元，名义上二张一叶也成了股东，借以发挥我们三人的积极性。这么说，二张一叶仍是空头老板。可是到了1935年，时代图书公司宣布经营亏损，第一批资金快烛光了，开临时股东会宣布暂时停业，移交邵、曹二人接办，却议定二张一叶对邵。曹二户各负债八百元，我们倒成了负债者。后来，我因家庭变故，从上海迁居南京，受聘为《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连载长篇漫画；张氏兄弟则自立门户，办了个独立出版社，出版《独立漫画》月刊。
写到此处，应该回顾一下时代图书公司的初创和全盛时期。
张正宇宣布时代图书公司成立后，第一次董事会推举张光宇为总经理，曹涵美、张正字为副经理。邵询美因身任新月书店经理，专管新月书店业务，不愿过问“时代”的事，这一摊子仍归张氏兄弟包揽。这儿得点明一下，曹涵美原本是张家的老二，因舅家无嗣，过继给舅家为子，因而改姓曹。张光宇名义是总经理，经济实权却操在老二涵美手中，而出版业务则归老三正字经管。叶浅予被任命为《时代画报》主编，宣文杰当了我的助手。此时，由正宁鼓动，邵询美又出资办了个印刷厂，从德国定购了一套影写凹版设备，在平凉路安装齐全。不料快开工时，十九路军在沪北举起抗日大旗，和日本驻军开了火，而“时代丫址正坐落在日本驻军地区。邵询美急命工厂搬迁到法科界某条街上。沪战期间，工厂不能开工，画报暂时停刊。等到战事结束，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被调到福建。不久，蒋光拥、蔡廷指在福建起义，宣布成立人民政府，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动剿共之军，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此时《时代画报》已经复刊，发表了一组福建人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活动照片。孰料四马路时代公司门市部玻璃橱窗上，被人贴上了一张对《时代画报》的警告信，说画报“有红色嫌疑，当心被砸！”署名“上海反共别动队”。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正在加紧，上海的反共宣传也在加剧。我们只好通过关系，向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声明，这批照片是一个读者投的稿，编者不明真相，发错了，以后保证不出错。这样，“反共别动队”才不再光顾了。
时代图书公司的全盛时期应当是1934年搬进汉口路新建成的弄堂房子以后。当时登出广告，宣布同时发行五大杂志：一是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二是叶浅予主编的《时代画报》；三是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四是宗淮庭主编的《时代电影》；五是张光宇主编的《万象》月刊。除期刊之外，先后出版了好几本画册和图文并重的小书，例如叶浅予的《王先生》画册，黄文农的《文农讽刺画集》，张光宇、邵询美合著的《小姐须知》、张光宇的《民间情歌》等等。全盛时期的时代图书公司，自办编辑，自办印刷，自办发行，看起来像一家规模不小的出版商。编辑室人材济济，仅《时代画报》这一组，我任主编，张大任任助编，王敦庆任泽编，陆志库任美编，一共四人。三楼布置了一个摄影室，由专任摄影记者王任槐负责，经常请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来留影，作为档案资料保存起来。《时代》及各期刊用过的照片，都由宣文杰归总保管。
作为《时代画报》的主编，我和全国各地的职业或业余摄影家经常保持联系，我自己也拿起摄影机拍摄人像和风景照片，并以“初萌”笔名，在画报上发表我的习作。发表多了，我居然被上海的黑白社吸收为社员，参加了几次黑白社的摄影展。
自从1935年墨西哥漫画家阿佛罗皮斯访问上海和我相识后，我受其影响，也拿起速写本，在生活中画速写，渐渐和摄影机疏远了。这年我有机会第一次畅游华北大地在北平故都，干脆把摄影机丢了，集中全身心画速写。这是我从事美术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在生活中记录形象，也是美术界改变创作风气的一次尝试。
1935年北游回来，时代公司给我出了一本《浅予速写集》，不久上海杂志公司又出了一本我的《旅行漫画》。速写是美术造型训练中的一种手段，过去仅仅作为造型的基本功，并没有把它当作在深入生活中记录形象的手段。我的尝试，后来成为美术界的新风尚。1947年我受徐悲鸿之聘，到北平艺专教画，在国画系一个班上开了“速写”这门课，据说是中国创办现代化美术院校以来最新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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