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但美方代表仍被邀请充任主席。三委员各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经三委员一致同意的正式训令，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公布。①为执行建立军调部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及美国方面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叶剑英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为饶伯森（又译“罗伯逊”）。
①《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3—4页。
叶剑英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积极进行赴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的准备。他认真领会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平、准备对付内战的决策精神，分析国内外形势，把握谈判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他清醒地看到：美国参加谈判的根本目的，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扶持国民党政府统治全中国，以便在中国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但在当时国际舆论和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要求中国停止内战、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表面上采取调停的姿态来处理中国问题。国民党政府同意停战并参加军事调处，其目的是遏制、削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军队的力量，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全面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则要利用军调部这一合法机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和军事进攻罪行，保护革命力量，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这样看来，即将开始的军事调处将是一场充满各种矛盾的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又仔细研究了谈判对手的情况。
郑介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898年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随即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广西省政府委员、国防部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少将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升任现职。
饶伯森，1894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青年时期曾专攻银行学、经济学及商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入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为驱逐机驾驶员。1922年任银行及信托公司经理、交易所长等职。1942年脱离企业界，步入政界，担任美国政府租借法案对奥执行处处长，后入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1945年4月，随美国国务卿参加旧金山会议，与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商讨中国问题。同年5月来华，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代办。
这就是叶剑英即将在谈判桌上面临的对手，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客兼特务头子，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所谓“中国通”。
1946年1月10日，叶剑英出席了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13日，他同郑介民、饶伯森及各自的随行人员一行15人，从重庆乘专机飞抵北平。叶剑英等住进了北京饭店。
当天，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会见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他说：本人从未来过故都，适才于北平上空俯视一周，深感其名不虚传，堪称我国最伟大的都市。这次我等三委员北来，负责执行部工作，决心本着合作精神，采取一致行动。他着重指出，今日和平建国乃为全国一致要求，我们当立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从事建设。①
①《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方面委员昨飞北平》，载1946年1月14日《新华日报》。
二、组建军调部中共机构
三委员到达北平以后，立即着手建立组织机构。按照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最初协商的方案，军调部三方人员的配备名额为：美方125人，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各170人。在组织结构上，规定三委员各带助手、随员数人，下面各设一参谋部，配若干参谋人员。执行主任由美国人白罗德担任。这一职务犹如三委员的参谋长，可直接指挥三方参谋人员。预定派出8个执行小组。但是，工作正式开展以后，由于局势的变化和任务的增加，三委员对组织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组织机构随之不断地扩充和加强。首先确定在三委员之下各设一名参谋长：中共方面由耿飚担任（不久由罗瑞卿接任）；国民党与美方分别由蔡文治、海斯凯担任。在各自参谋长之下分设4个科：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总务科、通讯科。叶剑英为了加强中共方面的力量，利用军调部更多地开展工作，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机构和人员配制上又有所变化：在委员之下设一秘书长，由李克农担任，管理秘书、通讯、机要、编译、救济等组；参谋长之下设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行政科；另外，还设了几名顾问，由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等担任，马海德则以卫生顾问名义参加工作。①
①叶剑英办公室张廷栋等提供的档案资料。
在机构组建过程中，中共方面人员由于通讯不畅，交通阻隔，要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到北平，困难很大。为此，叶剑英及时请示中共中央，请中央迅速从各地抽调人员赶赴北平，并解决电台配备问题。同时，他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给军调部的飞机，分别派李克农、罗瑞卿飞往延安、晋察冀等地，专程接到北平的工作人员。他还从各解放区来军调部汇报战地情况的人员中，物色合适对象留下来工作。另外，又从北平地下党选调了一批工作人员。
叶剑英对调到军调部工作的干部十分关心，逐个同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尽快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环境，主动、机智地进行工作。他还教给他们参加谈判斗争的艺术和方法，告诉他们，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注意：第一，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话一说出口就不好改变；第二，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第三，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他人钻空子；第四，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②
②《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37页。
1月22日，叶剑英在给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的信中，曾谈到抽调人员、组建机构的情况：“我们于13日由渝飞平，已十日了。先后到此的有罗瑞卿、李聚奎、耿飚、李克农、伍云甫等五十多名同志。今天可能到的有滕代远等十多位同志（由太行飞此）。山东、华中各地同志，亦派人来此。北平城正放射着国内和平的异彩。虽然各地仍继续有一些大小的冲突，历史的总趋势是和平与民主，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机构刚刚建立，叶剑英就紧张地投入了新的斗争。从他2月9日写给在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戴镜元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境遇和心绪。信中写道：“我刚到渝不久又飞平，现处在和美国人、国民党人三方合作、三角斗争中，这是新学校、新课程，做错了不少，也学得不少。”“我还好，只是把我忙瘦了许多。”
5月24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小组电令北平军调部三方各增设一副委员，并明确副委员可全权代理委员离职时之职务。据此，美方的吉伦、国方的蔡文治、中共方面的饶漱石分别出任副委员。参加军调部三方的工作人员，亦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规定数额。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军调部人数最多时达9000余人（中共方面仅600余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而又特别的机构。中共方面先后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除委员、参谋长、秘书长、顾问之外，还有：执行处长宋时轮，交通处长耿飚，整军处长陈士榘，新闻处长黄华，秘书处长冯铉，行政处长伍云甫。东北执行分部中共方面负责人为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还有薛子正、张经武、荣高棠、赖祖烈、黄逸峰、柯柏年、黄镇等，也先后担任过一些部门中共方面的领导职务。
三、停战原则谈判的波折
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主要方法，是遵循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订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对于发生冲突的地区，则派遣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到实地调查双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决各种问题，制定地区性的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守，保证实现停战。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呈报军调部处理。军调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军事三人小组议决。
叶剑英与国、美代表就停战原则达成的第一项协议，是1月15日发布的第一号公告并附“和字”第一号命令。第一号公告宣告：军调部将于1月16日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往绥远、山东、河北各省的14个城市、村庄，散发1月10日的停战令。“和字”一号命令的内容为具体调处河北省永丰县境内国共军队的军事冲突。命令要求双方即刻停止冲突，各留在原地，停止敌对状态，恢复城内外交通，并允许粮食、商品出入。总的看来，三委员对这一协议达成得比较顺利。而争论激烈、斗争复杂的是军调部“和字”第二号命令、关于修订“和字”第二号命令的电报、“和字”第六号命令等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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