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垂暮之年，李烛尘想起这次大会还激动不已。他一生中参加过无数会议，这次大会也许是最具光彩的一次。因为他领导的这次大会标志着他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都彻底完成了由实业家向红色资本家的质变。尽管此前他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且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尽管此后他还要走上公私合营、出任部长的漫长道路。
＊ ＊ ＊
1948年，是蒋介石走向灭亡的年份，继宜川、瓦子街战役，洛阳、豫东战役，临汾、晋中战役、济南战役失败之后，又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战役中损兵折将，47万大军被解放军一扫而光。
国民党政府因为内战失利，制定了企业南迁的政策，命令天津的重要企业搬迁到长江以南。永利、久大以及启新、仁立、东亚等厂都被列入甫迁计划。
消息传来，天津工商界惶恐不安。他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跟着这个政府南迁，绝不会有什么前途可言；然而又怕留下来，共产党要没收他们的企业。企业是他们的心血所积，是他们的命根子，丢给谁，都舍不得，因而他们感到进退两难。
为了稳定工商界，共产党派地下党员李定去联系李烛尘。周叔弢等人，通过他们，去做工商界人士的工作。
周叔弢是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他阅历广、有眼光，在天津资本家中素有“智多星”之称。他读过英文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也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
李烛尘和周叔弢是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
日本投降后，李烛尘一回到天津，就和周叔弢组织成立了“天津工业协会”，成员有天津资本家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和大专院校的一些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每个星期三、五聚会，所以人称“三五俱乐部”。
他们聚集在一起，议论时局和经济、业务，教授给他们提供咨询。大家也常常和政府唱些反调。
国民党当局觉得这些工商界巨子桀骜不驯，难以驾驭，“三五俱乐部”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在1947年底提出，在天津搞一个统一的工业公会，由政府掌握领导。工业公会下面，按行业登记组织各行业公会。政府当局企图一箭双雕：一是借统一的工业公会消灭“工业协会”，把工商业界控制在自己手中；二是借行业公会，使工商界人士分散开，以便分而治之，以后这些人一旦重新集会，就可以用“越轨”为借口进行压制。
李烛尘等人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针锋相对地抵制按行业登记，反对官办条条公会。他在天津棉二厂组织、主持了工业界的一些实力人物开会，公开宣称：政府搞的官方公会，代表不了工商界，我们坚决反对。他还要求大家团结起来，维护“工业协会”，对付国民党。
地下党员李定以《大公报》经济记者的公开身份，经常参加“三五俱乐部”的活动。此时，他也在报纸上撰文披露工商界的意见，支持李烛尘等人的活动。
因此，国民党当局只好作罢，蓄谋已久的官办公会胎死腹中。
在李定的安排下，地下党的领导人王文化分头会见了李烛尘、周叔弢，他向李烛尘、周叔弢解释了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强调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不但要保护，而且要进一步发展。李烛尘、周叔弢当即表示要在“三五俱乐部”做好工商界的稳定工作。
海河边的一座洋房别墅，是“三五俱乐部”成员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一天又是例行聚会日。晚饭前，李烛尘、周叔弢率先来到别墅的餐厅。进门后，两人走到中间的一张餐桌旁，各自在文件包里掏着什么东西。
李烛尘掏出的是一本《论联合政府》，周叔弢掏出的是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两人相视一笑，把书摆在桌边，坐下了。
人们陆陆续续走进餐厅，坐在了各自的座位上。
饭菜还没上来，30来个人趁这当口，便议论起了工厂南迁的事。
周叔弢提高了嗓门，说：“依我的看法，企业南迁一事，绝对使不得……”
“政府逼着南迁，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一位年逾半百的工业资本家插话说。
“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周叔弢眯了眯眼，说，“政府有他南迁的理由，难道我们就没有不迁的理由？”
人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那么多的机器设备一时怎么拆得完？”
“即使拆完了，怎么保证运出去？火车、轮船光是兵还运不完呢！”
“就是能运出去，也得说往哪儿运呀，总不能全堆在南京大街上吧？”
“机器设备运走了，职工和家属怎么办？跟着走，还是留下？”
“走和留，工厂都开不了工，怎么发工资？”
“发生了工潮怎么办？”
“对啊，这重重困难，说给当局听嘛！”李烛尘接过话头，说，“谁让迁就跟谁说，你能解决这些困难，你就来迁；你解决不了，你就别迁！”
一位40出头的企业家皱着眉头，说：“留下来，让共产党没收了，也是个倾家荡产啊！”
李烛尘解释说：“共产党要没收的是官僚资本。我们民族企业他不但不没收，还要发展。共产党说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就是他对我们的态度。有了这样的主张，各位先生还怕什么呢？”
“烛老和周先生说的这些可靠吗？”坐在靠外边一张餐桌旁的几位工商业者一齐发问。
不等李烛尘、周叔弢答话，坐在几位旁边的两位企业家便点了一厂头，又向眼前的桌上努了努嘴。
提问的那几位马上都明白了，李烛尘、周叔弢的语气和做法是在向人们暗示，他们与共产党有了联系。
“想想当初，日本人攻占津沽，我们的工厂南迁，吃了多少苦头，那是日本人逼我们折腾的，我们南迁是为了生产，为了抗日。现在，我们好容易收回了工厂，住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往火坑里跳，自己折腾自己呢？”李烛尘轻声地说道。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引导大家，把大家的思想推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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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工商界软磨硬泡的抵制下，当局强令工厂南迁的计划泡汤了。官员们见硬的一手不奏效，就企图用软的一手哄骗拉拢工商界人士，把他们推上国民党的战车。
自从1945年8月，蒋介石政府的接收大员蝗虫般地飞出重庆、落往沪宁等地之后，这些地方的百姓们便陷入了新的劫难。
接收大员们忙于购买黄金，赶印法币，无心过问恢复生产的问题。新贵们“五子登科”——大肆收买金子、房子、车子、绸子、婊子，弄得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物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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