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长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建设上。他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工作范围不仅在军队。他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的历次会议，参与了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1979年9月，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致闭幕词。
从1978年到1980年，在徐向前任国防部长近3年时间里，他先后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知名人士、记者等达21次。
1978年会见了英国国防参谋长卡梅伦元帅、联邦德国前国防军总监德。梅齐埃、联邦德国前陆军总监施内茨、墨西哥国防部长加尔万，出席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招待会。
1979年，会见了法国国防安全委员会代表团，主持了欢迎喀麦隆军事代表团的宴会，会见了卢旺达军事代表团、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代表团、孟加拉军事代表团、泰国国防部长西提、土耳其军事学院代表团、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出席欢迎苏丹第一副总统哈利勒的宴会并拜会哈利勒。
1980年，接待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一行；参加党政军领导接见第34届军体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并以国防部的名义，举行欢迎宴会，致祝酒词；会见并宴请英国国防大臣皮姆；会见比利时总长贡捷中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白鹤林中将率领的友好参观团以及意大利记者等。
在这些会见和谈话中，徐向前纵论国际战略，谈论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景，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他为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世界各国军队及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徐向前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仅有的国防部长。一些外国代表团在会见徐向前时，在友好态度上更添几分敬重。
有的人对能会见这样一位国内外有名的军事家，视为荣幸。1981年6月，徐向前己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泰国元帅巴博访华，在会见国家领导人之后，要求一定要同中国的元帅会晤。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徐向前会见并宴请了他。
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让位、让贤是一件大事。是关系革命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徐向前深刻了解它的深远意义，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方针。1980年，他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以让位、让贤的实际行动，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年轻化，作出了表率。
徐向前作为邓小平的助手之一，为军队走上现代化建设的轨道，耗费了心血。他比邓小平大两岁，同属中国革命的第一代人。他们性格，也许差异很大，但在作风正、不信邪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较长期作过刘伯承、邓小平的助手，他们配合默契，关系十分融洽。徐向前钦佩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聪颖智慧。邓小平深知徐向前是一位勤于思考，胸中有大主意的人，因而尊重他、信任他，多次委以重任。1979年12月14日，邓小平还冒着寒风，亲赴徐向前住地，共同商谈军委工作的大计。1976年，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国人民心系邓小平，徐向前对邓小平也极为关心。1976年底，邓小平患病，虽然此时“四人帮”己粉碎了，但还在“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徐向前忧心如焚，亲自打电话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要他马上安排邓小平住院治疗。陈锡联是徐向前的老部下，对他是很尊重的。陈锡联告诉徐帅，叶帅也来过电话，已经作了安排。
徐向前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邓小平手术后，徐向前又抱病前去探望。两位老战友的心，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贴得更近了。徐向前极力支持邓小平重新工作，他很赞成叶剑英的话，“邓小平是不授衔的老帅，是老帅的领班。”
§第二节 深谋远虑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在徐向前任国防部长期间，他对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实践，从军事工作到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从编制装备到人才培养，他以自己深沉思考的建议和著作，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
战略家们有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和胸怀。徐向前首先在两大战略问题上，向中央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意见。一是外交战略，即国际战略格局；二是战争与和平，即对战争形势的估量问题。
在七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一条线”战略。徐向前感到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所发挥的作用来说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他注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不断翻阅了大量资料，观察几年，认为有必要重新研讨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于是，在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他明确表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但当时还是“按既定方针办”的时期，徐向前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
1983年6月18日，徐向前在和胡启立、杨德中谈话中再次提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请他们转告中央。徐向前说：“我不是随便提出的，这几年，我翻了一些资料，一直考虑这个问题，今天你来了，谈谈我的看法，供中央参考。”徐向前的意见整理成参阅件，报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对徐向前的意见十分重视。不久，邓小平派姬鹏飞当面向徐向前通报了中央关于对美关系问题的考虑，征求他的意见。
中共中央经过精心研究之后，作出了调整外交路线的决定。
邓小平先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作了表述。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又作了明确的阐述，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个最重要的改变，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路线。我们有一段时间搞了个‘一条线’，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改变到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个改变。关系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制约战争的战略性的改变。”6月17日，陈云到徐向前住地，两位老革命家谈到中国的外交路线，认识完全一致。陈云高兴他说：“我们是不谋而合啊！”
对战争形势如何估计，是制定国防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解放战争初期，在“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论调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是冷静、正确的。他说：“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①基于这种分析，才敢于以坚决的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战略进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才敢于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时候，断然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板门店停战谈判。
①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080页。
五十年代后期，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有了发展，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方面虽有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叫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客观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把战争爆发的危险性看过了头。此后，弓弦只张不弛，越绷越紧。“太张必缺”。长期把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准备打大仗上去，严重地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影响了国防现代化的进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显然，上述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及其政策，和党的总方针是不相适应的。1979年，在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战争能否延缓，究竟能延缓多久的问题。徐向前也谈到，军队按照中央的决策，也有转移的问题。但那时，基本上还是强调要有战争的准备。后来，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关于战争延缓的可能性就讲得更多了。邓小平1980年讲5年打不起来。到1984年，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说：“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徐向前十分赞同邓小平的分析。1980年4月5日，他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依我看，打局部战争是可能的，打核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较小。还可以争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1982年，他在听取杨得志总长和张震副总长的汇报时，又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看近期内不会有进攻中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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