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
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他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
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
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
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涌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
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
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展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
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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