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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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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

  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

  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第二节 在逆流中勇进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

  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他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

  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他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呆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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