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徐向前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高度评价了党的总路线和建国以来取得的成就。他说：“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以后又及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既反映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也反映了在中国条件下所存在的某些特殊的局部的规律。因此，他同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个总路线的正确性。”在国家建设稳步发展的同时，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全面开展。军队的建设，在健康的轨道上稳步前进。一系列规章制度健全起来，部队的编制、体制逐步理顺，武器装备也逐步配套、更新，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展现了新的面貌。以后许多年徐向前常说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这个时期体制是合理的、高效率的。
从1957年开始，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上了曲折的道路。先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后是“大跃进”运动。“左”的指导错误和许多“左”的行为，给军队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这期间，徐向前肺病虽然好转，偏头疼症仍不断发作。他很少去外地，住在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里。全军的干部战士，很少能从公开的报刊上见到徐向前元帅的名字。1957年3月，总政治部公开出版的《解放军战士》杂志上，刊出记者的一篇专稿《在徐向前元帅家里）。文中从一些生活小事，介绍了这位元帅的艰苦朴素生活和严格的家风，透露了徐向前身体不好的情况。作者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我从徐向前元帅家里出来的时候，望着门前小巷口走过的人们，心里禁不住想：过路的人们，你知道吗？在这个普普通通的住宅里，住着我们国家的一位元帅，他，日夜关怀着人民生活，军队的建设；操劳着国家大事。但是，他又和我们国家一个普通的公民一样，度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这篇文章，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40多天里，编辑部收到400多封信件，干部战士纷纷赞扬徐帅的高尚品质，表达向老帅学习的决心。一些当年跟随徐向前南征北战的老部下，也纷纷写信向徐帅转达他们的敬意和问候。5月20日，病中的徐向前亲笔给《解放军战士》编辑部写信，信中表达了对大家的希望和勉励之后，写道：“我虽因病魔缠身，暂时不能和同志们一起担负起我应负的责任，但我的心，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同志们！”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的“教条主义”。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又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军队工作中“左”的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而且愈演愈烈。
林彪就在这种形势下，出任国防部长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秘书长为罗瑞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根据林彪的提议，刘伯承、徐向前分工管理战略问题的研究，在军委之下成立一个战略问题研究组，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
这个战略小组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成立军委战略委员会，徐向前任主任）。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等6人组成的办公会议机构，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
以后又增补张爱萍为办公会议成员。
徐向前分管战略研究工作后，大部分精力放在战略问题研究上。总参作战部战略研究办公室派了专门的联络员，经常向他汇报作战方面的情况。有关战略方针问题、战争准备（包括人力物力动员）问题、战场建设问题，徐向前都积极慎重地提出意见。每一条意见和设想方案，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军队的成败。因此，徐向前常常为一个问题彻夜不眠，这不能不使他的病体受到损害。但是，他往往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常常不听医生劝告，为军队的建设呕心沥血。1962年10月，他住进301医院后，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前线的情况，多次听取总参作战部的汇报。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中，每一胜利，每一步都凝聚着徐向前无帅的心血和智慧。
§第四节 “兵民是胜利之本”
“我们的反侵略战争，只能是人民战争。民兵在人民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既是正规军的补充源泉，又是正规军的得力助手。在平时生产建设、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它是一支组织起来的突击力量。”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对民兵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这样的论述，这是他军事思想中的重要方面，也是他长期主持民兵工作的经验总结。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817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事委员会确立了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国防体制。1958年，毛泽东针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叫嚣，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全民皆兵”的重要决策。195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以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1960年4月，在北京召开规模盛大的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到会代表6000余人。1961年7月，军委又决定将民兵工作组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罗荣桓任主任，张爱萍、甘泗淇、傅秋涛任副主任。
在“大办民兵师”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民兵建设蓬勃发展。到六十年代初，全国民兵发展到1.6328亿人，武装基于民兵达456万余人。工厂、农村、大专院校普遗建立了民兵组织，民兵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普遍化、经常化。民兵，已成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强大后备力量。
但是，“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在当时也不能不受“大跃进”的影响，许多地区一哄而起，采取了高速度、高指标、强迫命令的办法，民兵数量水分很大，工作并不踏实。所以从1959年末开始，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纠正偏差的措施。
1962年，毛泽东到中南地区视察时指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呛喝拢来。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后召开了沿海七省民兵工作会议、少数民族民兵工作会议、城市民兵工作会议。正当全军深入贯彻“三落实”指示时，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因病逝世。中央决定由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正式任命徐向前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
1964年，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全面铺开。中共中央要求，把整顿民兵组织，作为这一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解决民兵组织不纯的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地方党委要搞军事，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刘少奇主席也指出：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整顿民兵。因此，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后，即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抽调足够数量的干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好民兵“三落实”工作。为结合运动切实贯彻“三落实”的要求，1964年10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民兵政治工作会议。次年5月，徐向前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了关于民兵工作的发言。7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以及各地方党委和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做了大量的民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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