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工厂参观，送给看门人一支香烟，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仍然承担起支援世界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令人钦佩的。
代表团身居莫斯科，深深感受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受到热情欢迎和接待。苏联人吃的是黑面包，给中国代表团成员吃白面包。招待代表团的香烟，七八个卢布一盒，真可说是上等招待了。
有的地方包饺子招待中国客人，皮很厚，还拌有酥油，味道不怎么样，但却体现了主人的盛情。布尔加宁曾接见徐向前和高岗，当时，金日成首相也在座。布尔加宁在谈话中表示，愿意为中朝两国人民的抗美斗争提供援助。只要能办到的，一定援助。同时，也暗示，他们也有困难，不能满足要求的地方，希望能够谅解。
代表团成员中，有人对苏联对中方要求迟迟不作答复有意见。徐向前对代表团的成员们说：“人家也有人家的困难，我们所提要求，也有过高过急的地方，也有不切实际之处，对人家的困难应该体谅。”
代表团参观了苏军斯大林装甲学院和战术射击学院。苏联战后十分重视院校建设。斯大林装甲学院规模很大，教学设备齐全，有藏书百万册的图书馆。徐向前参观得很细，从上午11时，一直参观到下午3时半，才看了三分之一。徐向前对这些学院理论与实践并进的教学方法十分欣赏。因此，他向中央建议，多派一些留学生去苏联学习。
整个谈判期间，徐向前坚持友好方针，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对苏方个别人的傲慢行为，也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苏联是最先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受到各国人民的敬仰，因此也助长了某些人的骄傲情绪。在谈判中，有的人表现出大国主义态度。有一次谈判，什捷缅科对王秉璋（因需要谈判而增加的代表团成员）回答问题不满意而当面出言不逊。徐向前团长十分生气。回到住地，就把柯道夫找来，严厉指责了对方的无礼行为，让他回去向上级转达。柯道夫也没有办法，只好当“和事佬”。
10月24日，徐向前结束了苏联之行，率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国。11月6日，进入满州里，在列车上举行酒会，庆祝十月革命节。由于长时间劳累，徐向前感冒发烧，继而并发肋膜炎，车到长春，他就住进了长春空军医院。
周总理得悉后，当即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率医疗组乘专机到长春，将徐向前接回北京医院治疗。徐向前的莫斯科之行，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双方代表团签署的各项协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代表团也是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军事代表团，为增进中苏两国军队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节 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提上了议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庄重地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把军队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徐向前领兵作战20多年，就是在战争极度紧张的年代，他都把军队建设、军事素质的提高视为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军队既要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要加快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十分关心着军队发展的方方面面。可是，自从去苏联回国，他几乎是一病不起，肺病、肋膜炎、偏头疼症接连发作。在1952年到1953年这2年多内，他先后在北京、武汉、杭州治疗养病，以极大的耐心，和多种疾病作斗争。按医生的话说，病情总算稳住了，但彻底好转要很长的时间。195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在毛泽东主持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决定建立军委集体领导制度，一般情况下，每周举行一次例会，由彭德怀主持。
徐向前身体极度虚弱，头疼病发作起来，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两手抱着脑袋满屋走。战争年代，他头疼发作时，常常拿着手枪柄敲击头部，敲得麻木了，才得安静；如今那办法不灵了，就吃点止疼片，在地上走走，走得身体累了，躺下喘息一会才慢慢安静下来。就是这样的身体，他仍象战争年代一样“任务重于生命”，军委的例会很少请假，积极参加治国安邦、整军建军的伟大事业。有时开会中实在支撑不了时，才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吞片药，继续参加讨论问题。彭德怀发现了徐向前被病折磨得不轻，劝他说：“徐总，不必硬顶着啊，身体实在不行，我替你请假嘛。”徐向前说：“谢谢彭总，不能参加会我会请假的。”话是这么讲，事实上他几乎是每会必到。会议的大多数议题是理顺军队机构、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徐向前经过深思积极提出意见。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曾就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的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问题进行过讨论。军委成立后，经过深入讨论，一项项落实。从1955年军队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和勋章奖章制度。
徐向前参加了这些制度的制定研究。
徐向前在参加军委集体领导的同时，还分工管空军防空军的工作。1955年4月12日、13日，他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会议，研究防空军与空军的组织机构及作战指挥、组织协同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副总参谋长陈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以及苏联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将军及防空、空军首席顾问。会议强调建设防空军的重要性，提出防空区的划分因地制宜，不要强求和大军区的划分一致。大体与空军一致。需要的加强，暂时不需要的，可以建一个小的防空机构，逐步予以加强。武汉地区的防空没有基础，可先建一个防空师。防空军干部奇缺，除从军区选调一批，以配齐主管干部外，要调整几所学校给防司，加强干部的培训。军区空军、防空军由军区和军委空司、防司双重领导，军区首长全面负责。当时，飞机很少，防空军没有自己的航空兵，因此，除地面防空由防司负责外，歼击机的使用，由军区防司和空司协调，或设联合指挥所，或由防司提供情报，空军指挥歼击机。这仅是在飞机少的情况下，在指挥上采取的临时措施。会议解决了空军、防空军组织机构和指挥关系上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荣获元帅军衔和八一勋章、八一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为元帅们授衔授勋。
徐向前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卓越的军事家。但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从被授予元帅那天起在以后许多年，他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他抱着多病的身躯，拼全力工作，在生活上不要过高的照顾，把配发的两部车退回一辆，听说三座门招待所要买地毯，他把家中的新地毯让人卷了送去。因病要加强营养，组织拨给些补助金，他命人退回。他唯一的要求，是能为军队建设多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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