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感到，这比冀南的“磨擦”要严重得多，已经从以政治磨擦为主，转向以军事进攻为主，不采取相应的手段对付，根据地的建设将面临极大困难。他把情况报到延安。9月，毛泽东在一次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社记者谈话时说到：“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
秦启荣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是孤立的。徐向前知道，山东顽固派的首领是沈鸿烈。据说，沈鸿烈曾在张作霖部队中干过；抗日战争爆发时，担任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日军从青岛登陆，他不战而逃，比韩复榘跑得还快。可是很会开脱，告了韩复榘不战而逃的状。有人说他是因出卖韩复榘有功，才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他逃到徐州不到1个月，蒋介石杀了韩复榘，委任他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启荣和沈鸿烈，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台后，他们打日本外行，反对共产党很内行。他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是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有损抗战的力量，亦在所不计；还说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其反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在冀南时，徐向前曾会见过沈鸿烈，同他谈过抗日的问题。沈鸿烈对抗日表现不热心，只是反复要求徐向前限定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人数，划定占领地及防区。徐向前反问他：“你们在山东的部队限额是多少？你们的防区划在什么地方？”沈鸿烈无话可答。徐向前还说：“抗日需要多少游击队，我们就发展多少；抗日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总不能让日本人横行，而对抗日军民加以限制吧！”那次会谈无结果而散。
徐向前到山东后，沈鸿烈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进攻。同时，以政府名义，勒令八路军将诸城、海口交还政府，极力推行分化孤立、封锁给养、武装威胁、收买缴械等反共反八路军的政策。山东纵队有一个统计数字，1939年6月到12月，国民党顽固派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多次，杀害军民1350多名，还扣押干部战士近千人。这就是说，山东纵队的战斗力，半年多就叫顽固派给消耗掉2000多人，而在这段时间里，山东纵队同日寇、伪军作战200多次，消灭敌伪4500多人，本身权伤亡1200多人。
徐向前认定：顽固派已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构成了严重威胁，不对他们进行反击，抗日根据地就保不住，就无法进行抗日战争。在斗争中，徐向前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首先把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徐向前进入山东不久就发现了于学忠与沈鸿烈有矛盾，认为于学忠更有团结与争取的可能。这个认识后来被实践证明了。1940年毛泽东给徐向前通报消息说：“重庆来电称，山东方面于学忠始终没一电来攻击和告发我们，顽方颇不满，最近似加强对于之压力，故有小磨擦云。于已成东北军之孤臣孽子，处境艰困。对于应极力争取，于我有利。”
沈鸿烈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对共产党有誓不两立之概，制造政治磨擦，又制造军事磨擦，然后颠倒黑白，反诬八路军进攻了他。他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国民党中央首领告徐向前的状，嫁罪于人。在一份电报中他这样写道：
“前奉何总长电，对八路军停止冲突，当饬属遵照，惟近徐向前，集中莱博新蒙沂八路近万人，从亥起向新四师秦教导团进攻，请予派人帮助剿办……”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首领们则以沈的诬词为据，督促所属向共产党八路军进攻。何应钦在重庆的一次演说中公开说什么：徐向前不打敌人，专打沈军，沈军收复鲁村，徐又夺去，等等。
因此，徐向前对沈鸿烈取孤立与打击的方针，对于学忠则以争取团结为主。在于学忠、沈鸿烈以下，徐向前又把秦启荣等顽固反共者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区别开来。山东地区国民党军队为数众多，最多时大小达200多股，20余万人。这些部队的首领中，有倾向抗日的较进步者，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也有徘徊于左右之间的中立分子。对他们的政策分别为团结、打击、争取。打击的对象主要是秦启荣。徐向前说：“那时，同我们搞磨擦的不只是秦启荣一个人，还有王洪九（国民党游击第十支队司令）和张里元（国民党游击第一纵队司令）等人。王洪九驻地靠日本人的据点很近，很容易同日本人勾结起来，不好武装解决。像他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警惕他暂不动他的方针。张里元这个人和王洪九有区别，和秦启荣更不一样，他虽然和我们不能很好合作，但我们到他的防地里，他也不把你怎么样，你路过他的防地去打日本，他也让你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至于对秦启荣，我们大家是比较一致的，非反击他不行。’（1981年3月与访问者谈话。）
1939年8月下旬，徐向前亲自部署了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的反顽战役。这次战役，有一、三、四三个支队参战，由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参谋长王彬在前线指挥。连战几天，拿下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把秦启荣顽军消灭一部，收编一部，缴枪2000多支，残部逃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去了。除这次反顽战役之外，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其他各支队，也在各地区开展反顽斗争，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这样一来，”徐向前总结胜利时说，“我们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使得我们能够更有力地去对付日寇的‘扫荡’与进攻。”
对顽固派的军事打击只是最后手段，更多的是政治和舆论的打击。政治方面，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军队，巩固根据地，强化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舆论，这是政治斗争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时也表现了徐向前等共产党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艺术。徐向前这位严肃的军人，对舆论斗争并不外行。他到山东之后，以他的地位和声誉，很快赢得了山东的舆论界。他通过接待记者访问、公开发表演讲、赠言题词、发表通电等各种方式，提醒人们注意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军的投降妥协危险。
§新“扫荡”的破产
卢沟桥事变两年多，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特点日益显露出来。徐向前曾预言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将愈演愈烈，提醒军民早作准备。他指出，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新“扫荡”。新“扫荡”有新特点，对付新“扫荡”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653页。）。
徐向前曾明确地向山东根据地军民指出敌之新“扫荡”的特点：把后方转变为前线，以碉堡形成巩固的点与线，“扫荡”不平衡，次数加多，规模变小，时间短促，烧杀与封锁并用，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同时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顽固派磨擦全面化。他要求全体军民正确认识自己的力量，由于敌人“扫荡”加剧，游击区逐渐缩小，八路军暂时还将处于劣势，根据地建设困难将增多。他提醒大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要反对太平观念，反对失败主义，反对妥协投降；要坚持、忍耐，用有利自己的游击战争去消耗敌人。他号召每一个指战员、事务员、工农学商、各阶层、男女老幼，都明确树立“一切为了迎接敌人的新‘扫荡’”、“一切为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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