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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徐向前感到,这比冀南的“磨擦”要严重得多,已经从以政治磨擦为主,转向以军事进攻为主,不采取相应的手段对付,根据地的建设将面临极大困难。他把情况报到延安。9月,毛泽东在一次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社记者谈话时说到:“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

  秦启荣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是孤立的。徐向前知道,山东顽固派的首领是沈鸿烈。据说,沈鸿烈曾在张作霖部队中干过;抗日战争爆发时,担任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日军从青岛登陆,他不战而逃,比韩复榘跑得还快。可是很会开脱,告了韩复榘不战而逃的状。有人说他是因出卖韩复榘有功,才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他逃到徐州不到1个月,蒋介石杀了韩复榘,委任他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启荣和沈鸿烈,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台后,他们打日本外行,反对共产党很内行。他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是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有损抗战的力量,亦在所不计;还说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其反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在冀南时,徐向前曾会见过沈鸿烈,同他谈过抗日的问题。沈鸿烈对抗日表现不热心,只是反复要求徐向前限定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人数,划定占领地及防区。徐向前反问他:“你们在山东的部队限额是多少?你们的防区划在什么地方?”沈鸿烈无话可答。徐向前还说:“抗日需要多少游击队,我们就发展多少;抗日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总不能让日本人横行,而对抗日军民加以限制吧!”那次会谈无结果而散。

  徐向前到山东后,沈鸿烈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进攻。同时,以政府名义,勒令八路军将诸城、海口交还政府,极力推行分化孤立、封锁给养、武装威胁、收买缴械等反共反八路军的政策。山东纵队有一个统计数字,1939年6月到12月,国民党顽固派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多次,杀害军民1350多名,还扣押干部战士近千人。这就是说,山东纵队的战斗力,半年多就叫顽固派给消耗掉2000多人,而在这段时间里,山东纵队同日寇、伪军作战200多次,消灭敌伪4500多人,本身权伤亡1200多人。

  徐向前认定:顽固派已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构成了严重威胁,不对他们进行反击,抗日根据地就保不住,就无法进行抗日战争。在斗争中,徐向前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首先把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徐向前进入山东不久就发现了于学忠与沈鸿烈有矛盾,认为于学忠更有团结与争取的可能。这个认识后来被实践证明了。1940年毛泽东给徐向前通报消息说:“重庆来电称,山东方面于学忠始终没一电来攻击和告发我们,顽方颇不满,最近似加强对于之压力,故有小磨擦云。于已成东北军之孤臣孽子,处境艰困。对于应极力争取,于我有利。”

  沈鸿烈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对共产党有誓不两立之概,制造政治磨擦,又制造军事磨擦,然后颠倒黑白,反诬八路军进攻了他。他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国民党中央首领告徐向前的状,嫁罪于人。在一份电报中他这样写道:

  “前奉何总长电,对八路军停止冲突,当饬属遵照,惟近徐向前,集中莱博新蒙沂八路近万人,从亥起向新四师秦教导团进攻,请予派人帮助剿办……”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首领们则以沈的诬词为据,督促所属向共产党八路军进攻。何应钦在重庆的一次演说中公开说什么:徐向前不打敌人,专打沈军,沈军收复鲁村,徐又夺去,等等。

  因此,徐向前对沈鸿烈取孤立与打击的方针,对于学忠则以争取团结为主。在于学忠、沈鸿烈以下,徐向前又把秦启荣等顽固反共者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区别开来。山东地区国民党军队为数众多,最多时大小达200多股,20余万人。这些部队的首领中,有倾向抗日的较进步者,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也有徘徊于左右之间的中立分子。对他们的政策分别为团结、打击、争取。打击的对象主要是秦启荣。徐向前说:“那时,同我们搞磨擦的不只是秦启荣一个人,还有王洪九(国民党游击第十支队司令)和张里元(国民党游击第一纵队司令)等人。王洪九驻地靠日本人的据点很近,很容易同日本人勾结起来,不好武装解决。像他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警惕他暂不动他的方针。张里元这个人和王洪九有区别,和秦启荣更不一样,他虽然和我们不能很好合作,但我们到他的防地里,他也不把你怎么样,你路过他的防地去打日本,他也让你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至于对秦启荣,我们大家是比较一致的,非反击他不行。’(1981年3月与访问者谈话。)

  1939年8月下旬,徐向前亲自部署了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的反顽战役。这次战役,有一、三、四三个支队参战,由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参谋长王彬在前线指挥。连战几天,拿下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把秦启荣顽军消灭一部,收编一部,缴枪2000多支,残部逃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去了。除这次反顽战役之外,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其他各支队,也在各地区开展反顽斗争,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这样一来,”徐向前总结胜利时说,“我们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使得我们能够更有力地去对付日寇的‘扫荡’与进攻。”

  对顽固派的军事打击只是最后手段,更多的是政治和舆论的打击。政治方面,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军队,巩固根据地,强化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舆论,这是政治斗争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时也表现了徐向前等共产党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艺术。徐向前这位严肃的军人,对舆论斗争并不外行。他到山东之后,以他的地位和声誉,很快赢得了山东的舆论界。他通过接待记者访问、公开发表演讲、赠言题词、发表通电等各种方式,提醒人们注意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军的投降妥协危险。

  §新“扫荡”的破产

  卢沟桥事变两年多,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特点日益显露出来。徐向前曾预言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将愈演愈烈,提醒军民早作准备。他指出,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新“扫荡”。新“扫荡”有新特点,对付新“扫荡”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653页。)。

  徐向前曾明确地向山东根据地军民指出敌之新“扫荡”的特点:把后方转变为前线,以碉堡形成巩固的点与线,“扫荡”不平衡,次数加多,规模变小,时间短促,烧杀与封锁并用,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同时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顽固派磨擦全面化。他要求全体军民正确认识自己的力量,由于敌人“扫荡”加剧,游击区逐渐缩小,八路军暂时还将处于劣势,根据地建设困难将增多。他提醒大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要反对太平观念,反对失败主义,反对妥协投降;要坚持、忍耐,用有利自己的游击战争去消耗敌人。他号召每一个指战员、事务员、工农学商、各阶层、男女老幼,都明确树立“一切为了迎接敌人的新‘扫荡’”、“一切为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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