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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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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强调有些分歧不要说,还是团结起来。但不晓得那时为什么说退出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又是什么政治落后、土匪主义等等,当时听了是反感的。我说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么,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当时脑子里的一些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但是,作为身负重任的总指挥,他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下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妥善处理和解决。在芦花、黑水,徐向前主动建议调一方面军一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当参谋长,调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充实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

  中共中央和军委为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实现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对组织作了必要的调整。7月18日,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7月21日,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首长更动如下: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四方面军部队番号不变: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中央还明令指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精神。

  在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芦花时,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毛泽东的安祥大度,周恩来的锐敏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都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央领导最关心的是敌情,详细询问徐向前。他将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各敌的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一一详细作了介绍。这次见面,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以表彰他在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

  7月21日,徐向前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这次会议,是为统一对四方面军的认识而召开的。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的评价是: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不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差,但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争过程中,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很注意,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常常发生。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一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一个团,师政委带一个团。这样,战斗虽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主要是干部亲自看阵地,有记号,大量利用手榴弹攻击,丢的准,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总之,红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徐向前发言后,陈昌浩又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他俩因忙于指挥部队行动,第二天的会议未参加。

  第二天的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自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鄂豫皖的反“围剿”准备不足;通南巴只是1933年9月上半月注意了地方政权的建设;放弃通南巴是严重错误,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周恩来则认为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最后博古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上述几人发言摘引自1935年中央政治局芦花扩大会议记录。)

  那时,经过遵义会议后,党内民主讨论的气氛较浓,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同意见可以自由发表。显而易见,这次会议,中央对张国焘仍是采取积极团结的方针,对四方面军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张国焘想搞名堂,便找不到“借口”了。

  徐向前、陈昌浩于7月22日率军从芦花出发,向毛儿盖进军。芦花会议开出个什么结果则不知。徐向前一路想的是如何消灭敌人和北上的问题。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路想的是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

  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敌胡宗南部兵力众多,凭碉固守,红军火力差,攻击难以奏效。军委召集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并决定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

  正当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的时候,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原定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又改为只由张国焘出席。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决议重申了6月18日中央政治局确定一、四方面军首先北进取得甘肃南部的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对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兄弟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及开展反倾向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会上,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已分别改称五军、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即一、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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