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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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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二十三日上午,‘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着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

  会师的喜讯,使徐向前心中充满着欢乐。这时,北面、东面的敌人为防堵红军,正加紧筑碉前进。红四方面军不时与敌激战。徐向前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还把慰问中央红军的物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袜子、袜底、牙粉、粮食等一批批地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从北川、茂县、理县至懋功沿途,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是络绎不绝地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会师后的红军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属之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28日,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接着,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三路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迂回攻取松潘。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理县、茂县北进。7月初,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经下东门见到徐向前,简要讲了中央红军的情况和攻取松潘的计划,便匆忙回茂县去了。7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分别率军出发,徐向前率中路军的10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一路上义要防备敌机轰炸,又要对付藏人反动武装偷袭,又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寨,每天只能行进五、六十里。

  徐向前与彭德怀在维古河畔的会见,是两军会师中的一段生动插曲。那是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徐向前异常高兴,立即发报表示热烈欢迎,并约请彭军团长到维古河的渡口会面。翌晨,徐向前和随行的通讯排,骑上战马飞也似的向维古河畔驰去。金色的阳光透过朦胧的雾气投向大地,白色的浪花在急流的维古河面不停的涌现,两岸的山丘、树木分外静谧,给原野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虽然已是7月天,但高原地带的早晚,却带着一缕寒意。徐向前一行人马跑得汗津津的,抵维古河边后,沐浴着凉爽的空气,朝地图上标有铁索桥的方位走去。维古河是岷江的支流之一,宽约二、三十米,水深流急,水寒刺骨,难以徒涉。平素人来人往,就靠铁索桥。铁索桥是交通落后的川西北的常见桥梁,两岸拉起几根并排的铁索,铺一些木板,走在上面晃晃悠悠,不习惯的人会觉得头晕目眩,胆战心凉。徐向前走到波桥的位置一看,桥索已被破坏,要想渡河比登天还难。

  正在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一块小石头来。石头上用小绳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他亲切致意。

  当天,通讯部队在河面拉起了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近正午;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等那老乡过河来,自己也象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终点跳出筐于,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这是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高级将领的第一次会见,也是传奇式的会见。

  革命的路,艰难而曲折。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战斗气氛,被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早在两军会合前夕,毛泽东等从北上抗日和粉碎蒋介石围追堵截计划的总指导思想出发,就提出了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致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文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张国焘和陈昌浩于6月17日复电: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两军会合后,为统一对战略方针的认识,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同意北进计划。而张国焘则又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被大家否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这时徐向前、陈昌浩已率军北进。当李富春抵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治委员。李富春因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接着,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川陕省委一些人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则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所有这些,实质就是张国焘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十分珍视两军的团结,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两军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毛泽东亲口对一、三军团的领导人说过:“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但是,有的教条主义者却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原因是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在理县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谈到两军会合后的前景时,就说:“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颇感突然,忙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诚恳地回答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不同意,说是先别考虑这件事。那些对四方面军的片面指责,也使徐向前反感。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他认为这对两军团结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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