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日上午，‘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着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
会师的喜讯，使徐向前心中充满着欢乐。这时，北面、东面的敌人为防堵红军，正加紧筑碉前进。红四方面军不时与敌激战。徐向前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还把慰问中央红军的物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袜子、袜底、牙粉、粮食等一批批地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从北川、茂县、理县至懋功沿途，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是络绎不绝地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会师后的红军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属之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28日，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接着，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三路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迂回攻取松潘。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理县、茂县北进。7月初，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经下东门见到徐向前，简要讲了中央红军的情况和攻取松潘的计划，便匆忙回茂县去了。7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分别率军出发，徐向前率中路军的10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一路上义要防备敌机轰炸，又要对付藏人反动武装偷袭，又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寨，每天只能行进五、六十里。
徐向前与彭德怀在维古河畔的会见，是两军会师中的一段生动插曲。那是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徐向前异常高兴，立即发报表示热烈欢迎，并约请彭军团长到维古河的渡口会面。翌晨，徐向前和随行的通讯排，骑上战马飞也似的向维古河畔驰去。金色的阳光透过朦胧的雾气投向大地，白色的浪花在急流的维古河面不停的涌现，两岸的山丘、树木分外静谧，给原野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虽然已是7月天，但高原地带的早晚，却带着一缕寒意。徐向前一行人马跑得汗津津的，抵维古河边后，沐浴着凉爽的空气，朝地图上标有铁索桥的方位走去。维古河是岷江的支流之一，宽约二、三十米，水深流急，水寒刺骨，难以徒涉。平素人来人往，就靠铁索桥。铁索桥是交通落后的川西北的常见桥梁，两岸拉起几根并排的铁索，铺一些木板，走在上面晃晃悠悠，不习惯的人会觉得头晕目眩，胆战心凉。徐向前走到波桥的位置一看，桥索已被破坏，要想渡河比登天还难。
正在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一块小石头来。石头上用小绳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他亲切致意。
当天，通讯部队在河面拉起了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近正午；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等那老乡过河来，自己也象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终点跳出筐于，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这是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高级将领的第一次会见，也是传奇式的会见。
革命的路，艰难而曲折。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战斗气氛，被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早在两军会合前夕，毛泽东等从北上抗日和粉碎蒋介石围追堵截计划的总指导思想出发，就提出了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致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文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张国焘和陈昌浩于6月17日复电：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两军会合后，为统一对战略方针的认识，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同意北进计划。而张国焘则又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被大家否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这时徐向前、陈昌浩已率军北进。当李富春抵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治委员。李富春因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接着，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川陕省委一些人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则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所有这些，实质就是张国焘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十分珍视两军的团结，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两军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毛泽东亲口对一、三军团的领导人说过：“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但是，有的教条主义者却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原因是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在理县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谈到两军会合后的前景时，就说：“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颇感突然，忙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诚恳地回答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不同意，说是先别考虑这件事。那些对四方面军的片面指责，也使徐向前反感。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他认为这对两军团结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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