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的顽强防御面前，王陵基暴跳如雷，他疯狂叫嚣：“我不相信红军是三头六臂，马渡关就打不下来！”他将所部及一部土匪队伍组成若干敢死队，答应首先攻下马渡关者将赏光洋3000元，并亲率两个手枪大队和一个独立团到阵前督战，对于畏缩不前者均就地枪决。川军在王陵基的利诱威逼下，向红军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马渡关周围的山上山下，硝烟弥漫，处处是刀光血影。
徐向前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及时派参谋人员向许世友、陈海松传达战斗命令。徐总亲临前线指挥，随时当机立断，使红军指战员从战术到意志，都得到极大的加强和鼓舞。激战终日，杀得川军积尸盈野，敢死队变成了死亡队。
马渡关之战，红军共歼灭川军3000余人。在达到大量消耗和杀伤敌军的目的后，徐总遂于28日夜间率军转移了。川军第三师虽进占了马渡关，但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王陵基只好暂停进攻，令所部就地休整。这时，国民党川军左翼兵团被阻于东岳庙、石龙场一线，右翼兵团中路第三师进抵马渡关及其以东的花池山一线。右路第二十三军之郝耀庭部，则冒进到沿山场以东的马鞍山地区。敌我双方暂呈对峙局面。
西线红军在王树声、李先念的指挥下，节节抗击川军第一、二、三、四路的进攻，亦杀伤川军甚众。至1月中旬，西线红军撤至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一线，继续抗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东线作战。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在东西两线的战斗中，是红军的得力膀臂。广大群众在川陕省委各级战斗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组成数十万人的运输大军，运送粮食、衣服、弹药、伤员，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连日鏖战，徐向前总指挥连吃饭和休息都顾不上了。为了粉碎敌军的围攻，他一直在考虑反攻的时机、地点问题。川陕根据地的兵员、人力、物力、财力毕竟有限，旷日持久地打下去，显然对红军不利；红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逐步收紧阵地目的是为了消耗和疲惫敌人，伺机转入反攻。只有实行反攻，才能扭转战役态势，变被动为主动，赢得大规模歼敌的胜利。徐向前作为总揽全局的指挥员，他审时度势，反复思考，认定东线红军实施反击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一是敌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消耗，伤亡万余人，疲惫不堪，补给困难，被迫停止了全线进攻；二是敌右路之二十三军郝耀庭部冒进突出，与左、中两路拉大了距离，便于红军实行“腰斩”，乘胜进击；三是敌东线预备队尚在宣汉、达县一带，与前线距离较远，中间有一段“空白”地带；四是敌军各部正准备过春节，军心涣散。据电台侦听得知，王陵基已回万县过节。徐向前分析了这一切，决定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向东线敌军发起大规模反击，首先消灭冒进突出至马鞍山地区的郝耀庭部和中路第七旅，得手后转入总反攻。
徐向前用兵，向来善于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把它们用到节骨眼上去。他在川陕根据地通过实战和训练，培养了一批各有特长的主力师团：有的善于进攻，有的善于防御，有的善于夜摸夜袭。反击部署确定后，徐向前决心集中善长进攻的四军第十师、九军第二十五师、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作为出击的拳头。
2月10日夜，徐向前下达攻击令。3个主力师在统一号令下，分别向马鞍山、毛坝场等地猛进猛插。11日拂晓前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红八十八师和十师攻占马鞍山，全歼郝耀庭部，郝被击毙。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二十五师直取胡家场，当天歼敌精锐第三师七旅大部，进而向马渡关敌第八旅逼近。但这时川军第二十三军和三师余部已迅速靠拢，利用山险隘口和优势火力，拼命阻击红军前进。经两天多的激战，红军未能突破敌阵地，徐向前决定停止反击，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与敌对峙。马鞍山反击战历时5天，红军在宽20里的地段上向前推进了30余里，歼敌两个多旅，给正在庆祝“胜利”、准备过春节的川军以沉重打击。匆忙从万县赶回前线督战的王陵基，被刘湘召往成都，撤职查办，软禁起来。第五路总指挥由一师师长唐式遵接任。
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在欢庆胜利中，渡过了新春佳节。
§收紧阵地屡挫重兵
刘湘的第一期总攻，损兵折将近两万人，后勤供应也呈现难以为继的状态。为继续发起总攻，刘湘宣布向万县、重庆等地富商绅豪“借款”100万元，第五路军“防区”一律明令封仓的条文是：“凡一家存谷三十石，封十石；存五十石者，封二十石；存六十石以上者，封存一半。封仓人员受贿一百元以上者枪毙”。
1934年春季，刘湘令川军连续发起第二期、第三期总攻。在东线，唐式遵令所部向红军发起重点进攻，企图突破红军防线，直取万源、通江。徐向前指挥红军利用有利地势，坚守红灵台、老鹰嘴、毛坪一线，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使唐式遵一筹莫展，叫苦不迭。他致电刘湘称：“职部当面左翼为老鹰岩，右翼为罗大湾，数十要隘，形如肝叶，昔王三槐据此一线，附者数万，清兵相持数载，不得寸进，因罗斯举引导，清兵由保宁、南、巴进攻通江，破匪老巢，乃告崩溃，形势所关，今古同辙。”恳请刘湘从西线突击。但西线各路军阀各保实力，谁也不愿冒死突进。至4月底，刘湘的第三期总攻又告失败。东西两线的红军，共杀伤川军两万余人，逐步收紧阵地，主动放弃巴中、南江，形成西起贵民关，经观光山、杀牛坪、得胜山，东至大面山、花萼山的防御圈环，刘湘黔驴技穷，捧出高级顾问刘“神仙”登台拜印，挂上“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长的头衔，统领各路军阀，准备发起第四期进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了那位刘“神仙”：
“‘神仙’名刘从云，是个野心勃勃、踌躇满志的会道门首领。从二十年代起，他就在四川组织‘一贯先天大道’，结交权贵，网罗道徒，自称‘刘备转世’，妄图‘治国平天下’。后与刘湘深交，鼓吹‘以神治军’，‘一川不容二流（刘）’，积极为刘湘夺取四川王位出谋划策。刘湘为控制军心，完成并吞全川的霸业，令其二十一军大小军官通通入道，拜‘神仙’为师。这次进攻我根据地，损兵折将，久战未下，刘湘眼见各路军阀灰心丧气，疑惧日增，便想出了借助‘神仙’号令全军的把戏。成都军事会议期间，刘湘亲自率领各路总指挥举行拜师仪式，向刘从云顶礼膜拜，执弟子礼。据说，事后杨森大发牢骚：我妈死了我都没有磕头，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我是为我的几万人拜福！”（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355页）
6月下旬，刘湘第四期总攻开始，共投入140余团的兵力。在东线，刘湘孤注一掷，将其总兵力的五分之四，计80余团亮10万多人投人战场。刘从云拈香卜卦，扬言“三十六天内”消灭红军。
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7月上旬，方面军总部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部署。会上有人提议放弃川陕根据地，北进汉中，另找出路。徐向前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虽然红军的困难越来越大，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但红军战胜敌人还是有条件的，绝不能轻易脱离根据地。他说：“汉中那里我们去过，回旋余地不大，又没有群众基础，去那里有什么出路呀！ 现在唯一的出路是硬着头皮打，消耗敌人，待机反攻。”根据敌人的进攻态势和兵力部署，他判断下一步将重点夺取万源。因此，主张红军利用万源一线山高林深的有利地形，实施决战防御；“擒贼先擒工”，首先疲惫和消耗敌第五路刘湘的精锐，创造反攻条件，解决了这一路敌人，全盘就活了。
革命战争是民众的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要独立支撑如此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徐向前深深知道这一点。就拿运输来说，由于川北山势险峻，河川狭窄，走车行船极为不便，任务是异乎寻常的艰巨。红军作战所需大批粮食的运送，弹药的供应，伤病员的转移，无不靠人力背、抬、挑。两山之间，看去近在咫尺，但从这个山顶到那个山顶，就得日出走到日落。没有大批的人力从事运输工作，仗就没法打。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经常关心后方动员工作。为保证前线的胜利，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男女老少齐出动。从前线到后方，从东线到西线，形成了一支日夜奋战、川流不息的运输大军。据不完全统计，仅反六路围攻中参加运输工作的群众，即达100多万人次。他们和红军一起，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这是红军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也是徐向前充满必胜信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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