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见到省委派来的人，千难万苦全不提，只说：“没有什么，苦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陈郁问了部队的情况，感叹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往后怎么办好呢？”
徐向前沉思了一会，微笑着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热水洞的温水能洗澡，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对革命的前途他仍充满着乐观精神。
陈郁从徐向前坚定的信念、乐观的精神，得到了欣慰。他们坐在草棚里，交谈着，筹划着。谈话间，徐向前第一次听到陈郁说“现今革命处于低潮”。在此以前，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和信件，不是大谈“迎接革命高潮”，就是要红军“反攻”。如果省委领导上早些认识到这个形势，采取相应的措施，东江的局面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教训是深刻的，埋怨、泄气不是革命者的风格。徐向前怀着革命家的胆略，准备长期斗争下去。他相信，黑暗是暂时的，黎明终归会到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徐向前和红军战士，继续坚持东江的游击战争。
1929年1月，东江特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通知红四师所剩人员，分散分批撤出海陆丰。当前几批人撤走后，最后一批20多人才由徐向前和党代表刘校阁各带一部分分头撤出。
徐向前带领十余人，秘密地沿着省委布置的转移路线，从海丰附近莲花山的热水洞出发，经惠州乘汽车到樟木头，再转火车安全抵达九龙。
九龙和香港、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60年被英国强占。此时，九龙有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徐向前到九龙后，住在广东省东省委租的一座小楼里，单门独院，比较安全，还有位工人负责照顾他们。刘校阁带的那一路，自惠州与徐向前他们分手后，原约定在九龙会合，徐向前和同志们一等再等不明下落，估计是遇难了。在九龙，徐向前看到了中共中央印发的“六大”文件，并且有机会静下心来，对东江游击战争进行认真的思考。
“我们在九龙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学习“六大”文件。文件用《牡丹亭》之类的小说封面伪装着，是铅印的。这是我第一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阅读党的决议。‘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例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关于东江游击战争，徐向前总结的教训是：“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66－67页。）
※第五章 初到大别山
§粉碎三次“会剿”
徐向前穿过敌人层层关卡，机智地摆脱掉一次次盘查，于1929年春，从九龙乘船到达上海。
上海，对于徐向前来说，已是旧游之地。1924年春，他抱着投身国民革命的理想，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报考广州黄埔军校。那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而愉快！然而5年后的今天，当他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心情却是那样沉重。这5年间，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徐向前饱经了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亲尝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痛苦，经历了东江地区一年多艰苦的游击战争的磨炼。虽然是痛苦多于欢乐，失败多于成功，然而，从斗争中，他一天天成熟起来。
到上海后，徐向前住进了地下党的“交通”为他安排的住处，很少上街。暮春三月的龙华桃花，四月初八的静安寺庙会，还有那城隍庙、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他都无心思去游逛。他急切地等候着党的指示。
5月的一大，地下党的“交通”告诉徐向前，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人要和他谈话。徐向前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紧张。他不知道，要见他的是谁，又会分配给他什么任务？要让他谈谈东江斗争的情况吗？从何谈起呢？经过这一年多的武装斗争，他感到教训很多，对许多问题，特别是对东江地区的斗争，是有一些想法，他想，同中央负责同志见了面，好好陈述一番自己的意见。他想要求党中央再派他去搞军事工作。他认为现在不抓武装不行，和敌死拼硬战也不行，要有一套新的办法。
一天，徐向前正在住处看书。一个穿长袍、着布鞋的商人模样的人来找他，这个人是谁，没见过，不认识，也不敢问，因为在白区十分强调遵守保密纪律。按照规定的联络暗号，他们两人接上了头，来人机警地看了一下四周，进门后把门关好，便开门见山地对徐向前说：
“听说你急于要求工作，想做什么？”
徐向前说：“什么工作都行，最好还是叫我去搞军事工作。”
“那好，我们想到一块去了。”那人笑笑说，“最近，中央接到鄂东北特委的报告，那里的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最近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们正缺军事干部，中央军委研究了他们的要求，准备让你去大别山搞军事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徐向前毫不犹豫地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的决定。”
来人听了点了点头说：“好，你准备一下走吧，这次同你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同志，一个叫何玉琳，是鄂东北特委派来汇报工作的，他对鄂东北的情况比较熟，在路上你们可以再深谈，另一个叫桂步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你可能会认识，他也是去那里工作的。出发时间再通知你。”
谈话简短，却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向前后来得知，来人就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
杨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广东中山县人，1892年出生，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徐向前同他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徐向前离开上海不久，由于叛徒白鑫出卖，杨殷8月24日在上海被捕，3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时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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