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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徐向前见到省委派来的人,千难万苦全不提,只说:“没有什么,苦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陈郁问了部队的情况,感叹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往后怎么办好呢?”

  徐向前沉思了一会,微笑着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热水洞的温水能洗澡,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对革命的前途他仍充满着乐观精神。

  陈郁从徐向前坚定的信念、乐观的精神,得到了欣慰。他们坐在草棚里,交谈着,筹划着。谈话间,徐向前第一次听到陈郁说“现今革命处于低潮”。在此以前,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和信件,不是大谈“迎接革命高潮”,就是要红军“反攻”。如果省委领导上早些认识到这个形势,采取相应的措施,东江的局面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教训是深刻的,埋怨、泄气不是革命者的风格。徐向前怀着革命家的胆略,准备长期斗争下去。他相信,黑暗是暂时的,黎明终归会到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徐向前和红军战士,继续坚持东江的游击战争。

  1929年1月,东江特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通知红四师所剩人员,分散分批撤出海陆丰。当前几批人撤走后,最后一批20多人才由徐向前和党代表刘校阁各带一部分分头撤出。

  徐向前带领十余人,秘密地沿着省委布置的转移路线,从海丰附近莲花山的热水洞出发,经惠州乘汽车到樟木头,再转火车安全抵达九龙。

  九龙和香港、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60年被英国强占。此时,九龙有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徐向前到九龙后,住在广东省东省委租的一座小楼里,单门独院,比较安全,还有位工人负责照顾他们。刘校阁带的那一路,自惠州与徐向前他们分手后,原约定在九龙会合,徐向前和同志们一等再等不明下落,估计是遇难了。在九龙,徐向前看到了中共中央印发的“六大”文件,并且有机会静下心来,对东江游击战争进行认真的思考。

  “我们在九龙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学习“六大”文件。文件用《牡丹亭》之类的小说封面伪装着,是铅印的。这是我第一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阅读党的决议。‘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例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关于东江游击战争,徐向前总结的教训是:“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66-67页。)

  ※第五章 初到大别山

  §粉碎三次“会剿”

  徐向前穿过敌人层层关卡,机智地摆脱掉一次次盘查,于1929年春,从九龙乘船到达上海。

  上海,对于徐向前来说,已是旧游之地。1924年春,他抱着投身国民革命的理想,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报考广州黄埔军校。那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而愉快!然而5年后的今天,当他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心情却是那样沉重。这5年间,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徐向前饱经了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亲尝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痛苦,经历了东江地区一年多艰苦的游击战争的磨炼。虽然是痛苦多于欢乐,失败多于成功,然而,从斗争中,他一天天成熟起来。

  到上海后,徐向前住进了地下党的“交通”为他安排的住处,很少上街。暮春三月的龙华桃花,四月初八的静安寺庙会,还有那城隍庙、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他都无心思去游逛。他急切地等候着党的指示。

  5月的一大,地下党的“交通”告诉徐向前,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人要和他谈话。徐向前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紧张。他不知道,要见他的是谁,又会分配给他什么任务?要让他谈谈东江斗争的情况吗?从何谈起呢?经过这一年多的武装斗争,他感到教训很多,对许多问题,特别是对东江地区的斗争,是有一些想法,他想,同中央负责同志见了面,好好陈述一番自己的意见。他想要求党中央再派他去搞军事工作。他认为现在不抓武装不行,和敌死拼硬战也不行,要有一套新的办法。

  一天,徐向前正在住处看书。一个穿长袍、着布鞋的商人模样的人来找他,这个人是谁,没见过,不认识,也不敢问,因为在白区十分强调遵守保密纪律。按照规定的联络暗号,他们两人接上了头,来人机警地看了一下四周,进门后把门关好,便开门见山地对徐向前说:

  “听说你急于要求工作,想做什么?”

  徐向前说:“什么工作都行,最好还是叫我去搞军事工作。”

  “那好,我们想到一块去了。”那人笑笑说,“最近,中央接到鄂东北特委的报告,那里的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最近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们正缺军事干部,中央军委研究了他们的要求,准备让你去大别山搞军事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徐向前毫不犹豫地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的决定。”

  来人听了点了点头说:“好,你准备一下走吧,这次同你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同志,一个叫何玉琳,是鄂东北特委派来汇报工作的,他对鄂东北的情况比较熟,在路上你们可以再深谈,另一个叫桂步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你可能会认识,他也是去那里工作的。出发时间再通知你。”

  谈话简短,却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向前后来得知,来人就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

  杨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广东中山县人,1892年出生,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徐向前同他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徐向前离开上海不久,由于叛徒白鑫出卖,杨殷8月24日在上海被捕,3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时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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