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正是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樊炳星给我看了党章。记得党章上写着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 版，第45页）
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一天，他接到一个通知，到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参加会议。没有想到，一进会场，却看见了周恩来正和孙永康、施存统等一些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自黄埔军校与周恩来一别年余，竟又在武汉相会了。在这难忘的一天，徐向前又一次聆听了周恩来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严峻的关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工人，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员。黑暗代替了光明，一时乌云满天。徐向前清楚地记得，就是这个蒋介石，在武汉军校的一次讲话中，曾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本校长向来是革命的，假如不革命，你们就一枪把我打死！”现在他却成了国民革命的头号敌人。武汉政府领导下的北伐军，面临着一场灾难。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这时，夏斗寅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武汉附近的纸坊车站。
武汉的形势十分危急。一些动摇分子，纷纷各找门路，有的消沉，等待时机，有的逃走了。徐向前虽然是刚加入共产党的新党员，但他坚定地站在革命的行列，带领全队人，在武汉卫戍司令、北伐名将叶挺的指挥下，紧急动员起来。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的学生，以及武昌农讲所的学员，共同编为中央独立师，归叶挺统一指挥。他们高呼着“誓死保卫大武汉”、“打倒杨森、打倒夏斗寅”的口号，星夜开出了武昌城。
中央独立师是名副其实的“学生军”，师长侯连英。战士的革命热情很高，只是还不会打仗。有许多人连行军、宿营都不懂。徐向前经历过第一次东征，经历过国民第二军北上的多次战斗，对组织行军、组织战斗，都有了一些实践经验。他率领一个队，在行进中向战士进行军事教练。5月16日，中央独立师赶到了武汉以西的桃花镇，把敌川军范绍增一部包围在一片沼泽地带。范绍增见形势不妙，连夜突围，负伤潜逃。他的部队失去指挥，四散溃逃。中央独立师乘胜追击，经金口、紫阳、汀泗桥，直到通海口。之后，武汉政府组织打击杨森，6月中旬把杨森的第九师大部歼灭。与此同时，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在纸坊一带，把夏斗寅部打垮。从而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唆使夏斗寅、杨森偷袭武汉的阴谋。
这是徐向前入党后，第一次领兵作战。他以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赢得了党的信任，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
然而，严重的局势，又步步紧逼。5月21日，许克祥、何键在长沙又发动了“马日事变”。六、七月间，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表面反蒋介石，实际上已准备与共产党决裂。大革命失败的局面，已经不可挽救了。为了应付更大的事变，保存革命骨干，党组织决定，一部分人到张发奎部队去工作。在此之前，党组织已将徐向前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工作。一个月后，党组织通知他到张发奎部队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转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找毛泽东”。
毛泽东的名字，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就听说了，还读过毛泽东的文章。他敬仰毛泽东，想找毛泽东，可是，毛泽东现在哪里？没处找，又不能公开去打听。
徐向前来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和谢英北一起，被分配在指挥部当参谋。这时，张发奎虽然还号称“革命”将领，他口头上反对蒋介石，可是，徐向前不知这位“老总”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是默默地观察着，等待着。心中依然不忘党的“交通”给他的那张纸条：“找毛泽东”。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的局势，越来越动荡，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部队、机关都准备应变。月底，徐向前随同张发奎部到了九江。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徐向前得到南昌暴动的消息，像是在茫茫黑夜，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看到了革命的前程。他还没有决定怎么办，这天半夜里，张发奎突然集合军官讲话。没料到自称要与共产党“合作到底”的张发奎，讲了南昌方面的战势后，公然宣布说：“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张发奎反革命的凶相已经露出来了。他的“左派”外衣，已被这一讲话剥掉了一半。3天以后，张发奎会干出什么事，明眼人都看穿了。
很显然，张发奎这支部队，既不可靠，更不是一个避风港。徐向前回到住处，天还不亮。他进行了冷静的思索，自己是个CP分子，共产党员，必须在3天以内作出选择。要么马上离开。离开，又到哪里去呢？“找毛泽东”，又不知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到南昌去？一无介绍信，二不知南昌起义军的去向，况且去南昌的铁路已经中断。这时，同事中的一个军官说：“反正你我不是CP分子，管它呢？睡觉，睡觉！”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严峻关头，怎么能躺下睡觉呢！徐向前拍完了一支烟，开始收拾行装。
“怎么，你要走？”那同事看出徐向前要走，惊奇地问。“你又不是CP分子，到哪去？”
徐向前没有回答。他收拾好行装，等那同事睡着后，一个人悄悄离去，奔向码头。他决定返回武汉，找党，找革命的队伍。
第三天傍晚，徐向前又回到了武汉。
这里曾像广州一样，是革命者心目中的红都，是徐向前走向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出发地。就是在这里，在两湖书院，他默默地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想在这里找到党的机关，找到同志，重新领受任务。然而，从汉口码头一上岸，心里就凉了半截。几个月前的那种革命气氛不见了，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拆毁了。大街上，听不到革命的歌声，消失了工人纠察队雄壮的步伐。冷落、萧条，全是一副白色恐怖的景象，自“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后，革命的红都武汉，成了反革命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的又一个血的战场。
徐向前在一个小客栈里住下来。客栈老板，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看客人是位军官穿着的人，也不问什么，给开了个单间。徐向前问她一些事，她都摇头不知，只知开店赚钱。
第二天，他找到了那个从前秘密接头的“交通站”。这是一家卖杂货的铺子，门关着，远远看了许久，不见信号，不见一个人出入。显然，这里遭到破坏，人已经转移了。徐向前在门前转了两天，仍是不见有人出入。
夜晚，他在小客栈里沉思了半夜。最后决定到上海去，找党中央！
隔夜一早，他奔向江汉码头，买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随着一批乘客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上海同武汉一样，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在黄浦江边泰安客栈住下后，就设法找党组织。他准备万一找不到就去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做兵运工作。有一天，他在街上转来转去，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真是喜出望外。他讲了离开武汉军校后的经过及来上海的目的。李楚白叫他在旅馆里等着，别到处跑，由他和组织上取得联系。过了两天，“交通”便找来，徐向前这才接上了关系，找到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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