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夏天，徐向前离开了黄埔岛，被分配到河南安阳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和徐向前同去国民二军的，还有白龙亭、孔兆林等人。他们都是北方人，早就想回北方工作。孙中山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徐向前等感到“统一”在望，便商量到北方冯玉祥部去工作。东征回师后，他们几个人正式向校方提出要求，当时，特别注意抓军权的蒋介石，也想插手国民二军，以“改造”冯玉祥部，便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国民二军，原系河南胡景翼的部队，胡曾跟随过孙中山，属冯玉祥系。冯倒戈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后，与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冯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任国民军副司令，分别兼第二、第三军军长。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二军军长由师长岳维峻接任。二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叫弓福魁，也是山西人。徐向前在这里先后担任教官、参谋和第二团团副。这支军队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变成了新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徐向前开始还没觉察到这一点。他继承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每到一处，热情地参加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活动，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为黄埔军校招收学生。1925年夏天，仅在河南安阳一地，他就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还在安阳参加了“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并深入到安阳中学和六河沟煤矿学生、工人当中，向人们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工人阶级的解放，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安阳中学教员罗任一，是日本留学生。徐向前经常到他家里去交谈。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吴佩孚，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岳维峻的国民二军担任攻打山东的作战任务。岳维峻胃口很大，在进攻山东的同时，又派部队攻打山西。11月中旬，国民二军分两路进攻鲁西，不久便抵近泰安。不料，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均系收编的原直系部队）一路被吴佩孚派人收买，调过头来共同对付国民二军。此时，岳维峻进攻山西的部队也被阎锡山击败。岳军两头失利，节节败退，岳维峻被晋军俘虏。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二团，从德州撤至河北保定、蔚州一带，会合冯军，后被奉军截断退路，转战于山西广灵、灵丘、原平等地。因敌人跟踪追击，又无人指挥，部队四散溃逃。徐向前经过这一段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这支军队的本质，便同几个同乡脱离了这支军队，从原平回到了五台县老家。
他在家中只住了7天。他一心想奔回革命军，加上由于当时阎锡山联合奉军反对冯军，在家里不安全，便又告别家人，在表兄的资助下，乘火车到了北京。
自从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以后，华北政局一片混乱。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争斗激烈。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各支持一派军阀，不断混战。张作霖和吴佩孚又联合起来，进攻革命势力，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徐向前在北京一个同乡家，住了1个多月，凭着黄埔军校出身的牌子和熟人关系，他满可以在直系或奉系部队中谋个职位，可是，他已经识破这两派军阀的反动面目，不愿意充当他们的工具。一天，徐向前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已出师北伐，这使一心向往革命的他，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毅然决定：南下，找北伐革命军去！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辗转天津、上海，终于来到了北伐军占领的武汉。
此时的武汉，和北京、天津完全是两重天地。革命的气氛很浓，“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革命浪潮，遍布武汉三镇。当年黄埔军校的许多老同学，又在武昌城相会了。徐向前先在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派到武汉军校，做了学兵队少校队长。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新招收男生986人，女生195人。赵一曼、游曦、张瑞华、黄杰等，都是女生队的学生（黄杰后来成为徐向前的夫人）。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仍兼任武汉军校校长。由于军校里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蒋介石也只是个“空头校长”。他也到军校讲过话，张口就是“本校长”如何如何。有一次，他召集黄埔毕业生讲话，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还说，本校长对你们是慈母般的感情，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徐向前和一些人听了，都很反感。
这所军校，继承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以两湖书院（在湖北武昌。清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1837—1909）任湖广总督时创建。曾调湖北、湖南两省生员在此深造）等地为校舍，学文习武。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就在这里，徐向前选定了终身奋斗的目标，立志做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
人生的道路，千万条，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却是不那么容易的。有的人，一生一世在迷茫中徘徊，有的人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经过认真思考，慎重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徐向前属于后者。在他刚到武汉不久，有位同事问他：
“现在许多人加入了CP（即共产党），你呢？”
徐向前说：“我还没有想好。”
对方又问：“为什么不愿意加入CP？”
徐向前笑而不答。他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曾说过一句话：“决不做跨党分子。”他认为，作为一个人，不能脚踩两只船；作为革命者，不能信仰两个主义。那时，他追求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还不理解，只是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才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一位同事知道徐向前不愿意做“跨党分子”，劝他说：“不要太清高了，跨党有何不好？”
徐向前摇摇头，他依然如前：决不做跨党分子。他认为：要么继续信仰三民主义，要么放弃它，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当队长，忙于训练、操课、军事勤务，100多号人的教育和生活，都要他这个队长来管。白天没有机会读书，没有多少时间思考，也没有空闲和朋友交谈。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得闲看书。一切闲杂的书，他都不看，集中精力，阅读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他都一一阅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还有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以及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都吸引着他。
夜深了，学员们睡了，熄灯的军号吹过了许久，他还在灯下读书、思考。两年前，在广州黄埔军校时，虽然也读过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报，但是许多话不理解，读不懂，也欠思考。这几年的斗争经历，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军阀混战和人民受到的灾难，严峻的现实，使他作出了抉择。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幸得这时候，同一些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常来常往。他们大多又是徐向前的老乡。来往比较多的有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还有程子华。樊炳星是黄埔第四期学工兵科的，共产党员，这时正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工作；杨德魁在武汉军校学习；李楚白就在徐向前的队当司务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员。徐向前当队长，薪水比他们多些，每到发薪的时候，他们聚集一起，要他请客。他毫不吝惜，拿出薪金来，和这些老乡加同志，一起吃上一餐好饭菜。饭桌上，大家谈论志向，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思索、比较的结果：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他终于向樊炳星提出了：愿做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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