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由他来代替我。”他请陈向张国焘反映自己的要求。事到如今，工作没调动，像处在十字路口，越来越为难了。
9月8日，张国焘公开了他的南下决心，并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原来和徐向前一样，是拥护北上反对南下的，现在变了调，说什么：“建议力争左右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可以考虑南下。”电报往返争论，会议上的气氛越来越令人不愉快。徐向前陷于深深的忧虑之中。
8日夜，徐向前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又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运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傍晚，徐向前正住在一座喇嘛庙里，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来了。两军会合以来，徐向前多次见过毛泽东，他敬佩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方针。毛泽东也尊重徐向前，认定他是位高明的军事将领。他们站在屋外谈话。毛泽东说，红军可能又要分开了，问徐向前怎么好。徐向前说，已经会合还是不要分开，要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谈话不长，毛泽东返回了驻地。
第二天凌晨，徐向前刚刚起床，便得到报告，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走了。事态发展突然，徐向前坐在床板上，惊呆了。这时，指挥部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电话里请示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政治委员陈昌浩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此时他却问徐向前：“怎么办？”
在茫茫草地上，红军经历过人世间少有的苦难，同志之间原是那么相爱，有的人宁肯自己挨饿，把一袋干粮送给战友；
有的人自己挨冻，把织好的羊毛袜，赠给远道来的红军同志。
现在居然要打起来。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愤怒了。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不加任何思考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一语千钧，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这一伟绩，是历史上重重的一笔。
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远去了。左路军那边张国焘来电报，促右路军南下；中央又来电报，要右路军北上。徐向前蒙着头，躺在床上流泪。只听陈昌浩骂骂咧咧，什么“逃跑主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看来他铁了心，决心要率军南下了。怎么办呢？
徐向前的内心矛盾、痛苦，不知找谁去说。他想不顾一切，带上警卫员，骑马追中央北上，可是，作为总指挥，离开部队，见到中央领导人说什么呢？让你北上，是带领部队啊，光杆司令，怎么回事呀！要下命令给部队北上，政治委员陈昌浩定会坚决反对，那又会是什么局面呢？徐向前想到这些年，和四方面军这支部队生死与共，眼看着它分裂成两半，各走一方，心里更难以忍受。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的一段话。是一番真诚坦率的自我解剖。
在南下岁月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污蔑、辱骂、“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罪恶行为，明里暗中进行了抵制和争斗。在10月5日早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徐向前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同意，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他反对分裂，希望团结。他支持朱德总司令的正确意见，劝说张国焘不要这样搞。朱德向张国焘说：“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对朱德无奈，对徐向前、刘伯承只得“用着看”，军事指挥上离不开他们。
南下的红军，第二次穿过草地后，已是寒冬季节。部队冒着风雪严寒，翻过一座座高山，忍饥挨饿向南走。张国焘无视党中央的警告，不顾随同南下的朱德总司令劝说，他坚持要把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五军、九军团，拖向川康边去。他诬蔑党中央率军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说南下才是正确的“进攻路线”。一般下级干部和战士是分辨不出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的，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中高级以上干部，是知道路线正确与否极关重要的。可是，这时候许多人已被吵闹得糊涂了。有人纳闷：中央路线正确，为什么从江西跑出来？张国焘的路线不正确，怎么会从大别山出来两万人扩大成八万？有的人在两军会师后，听到说什么红四方面军“军阀土匪作风”极为反感。徐向前虽然比下边干部高明，分辨得出是非曲直，可是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向哪里发展，他达不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认识高度。他希望南下的红军能打胜仗，尽快摆脱雪山草地的困境。于是，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打仗上。敌情、地形占满他的头脑。他认为：军队的生命是战场上的胜利，只有不断打胜仗，军队才能生存和发展。才会有吃、有穿、有武器弹药。
然而，川康地区并不是敌人的薄弱点，蒋介石的十万大军正云集那里。苦战、恶战在等待着徐向前和他们的红军。蒋介石借“追剿”中央红军的机会，把他的军事指挥中心从武汉移至重庆，随即整编川军，一手控制了四川大小军阀的部队共七个整编军又两个暂编师和五个旅。
南下红军于10月24日翻过夹金山，向天全、芦山、宝兴发起进攻，准备实行《天芦名雅邛大战计划》。朱德和徐向前共同指挥了这次行动。11月1日，红军进占宝兴，乘胜前进，十多天以内连下宝兴、芦山、天全等城，歼敌五千多人，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川康边境大片地区。国民党的成都告急，重庆震动，蒋介石遂调动重兵，与红军在百丈关一带山地展开决战。徐向前指挥红军苦战七天七夜，歼敌一万五千余，自己也伤亡一万多人。从此，南下的红军失去了连续作战的能力。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百丈关决战，是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这年冬季，又逢十多年不遇的大雪，红军许多人病倒冻伤、饿死在雪地里。敌军重兵压迫，致使南下红军只好后撤。此时长征到达陕北的党中央一再电示劝告，共产国际也出面说话。张国焘只得认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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