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面军司令部，一片惊恐和混乱。徐向前心里却半信半疑，又喜又忧。喜的是，这些天来不论从报上和人们的谈论中，很少看到共产党的活动，南昌突发兵变，又是周恩来为首，说明共产党有了动作；忧的是，这样一来，二方面军中的其他部队会怎么样行动呢？张发奎会站在哪一边？徐向前知道，原属二方面军驻南昌和九江一线的部队，都是不久以前为“东征讨蒋”移过来的。当蒋介石反共开始，张发奎和汪精卫一样，都是声讨“蒋逆”。如今事态发生突变，又会怎么样呢？
总司令部门前加了岗，出入的人盘查加紧。徐向前本是新来的，卫兵们都还不认识他这位上尉参谋。他没事可做，又不得随便进出作战值班室，白天外边转转，晚上回到军官宿舍。
一个人闷闷抽烟。他的烟瘾随着这几年奔走加大，一支接一支抽，嘴都吸苦了。
夜晚仍像白天一样闷热。徐向前正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突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军官们在会议厅等了许久，谁都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张发奎带着四名护兵进来了。他没落坐，目光扫向全场，声音不高也不低：“南昌发生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了。本人今晚只宣布一件事：“CP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说罢走出会议厅。
会议厅很安静。军官们表面上没有多少反映，大家纷纷走出。实际上，许多人心中不平静。二方面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倾向革命的左派分子也多，此时一些没暴露政治面目的人，都在暗中盘算。徐向前回到宿舍，一声不响，又是一支接一支烟抽。现在他完全明白了张发奎的态度。这个几天前还讲“保证不反共”的“革命将领”，向共产党人下最后通牒了。
虽然张发奎不知道他军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但他知道会有。他采取这种下“逐客令”的办法，既可请客人自己离去不伤体面，又可达到“清党”的目的。
同屋的一位胖胖的上尉军官，可能看出徐向前不安，说道：
“老兄想什么事？抽那么多烟！睡吧，睡吧！”
“老弟，眼下这局势，你还睡得着？”徐向前说。“你不愁呀？”
“愁？我愁个屁！”那上尉说，“什么CP不CP，管它呢。吃粮当兵，不上火线活人一个，上了火线，说不定死活！睡觉，睡觉。我看你也不会是CP分子。”
徐向前不语。他不知这位说的是不是真话，从来到这里以后，他们彼此没交谈过党派的事。谁都不知谁的身份。
“如今的官场，谁也猜不透谁哟，”那上尉叹口气，躺倒说：
“今天红，明天白，今天叫同志，明天是逆贼！”
第二天一早，徐向前离开了九江。他化装成一个小买卖人，身着一件白衬衫、蓝布裤，手提藤条箱，一顶草帽盖头，坐在九江开往武汉的船上。他至今保存着党的“交通”给的那张纸条，决心去武汉找毛泽东，找那个“交通”。船顺江而上，四等舱里乱哄哄，找不到座席，找不到安身处的一些人，挤来蹭去。
徐向前怕被熟人认出，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头上顶着大草帽。
舱里闷热难忍，臭酸气刺鼻。他忽然感到，他这个军官变成逃犯！逃到哪里去呢？
一路倒平安没遇上麻烦事。徐向前登上了汉口码头。然后乘渡船，上岸后一路步行奔两湖书院方向。那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就是在那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党章，他接受考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然而，一登上码头，他心里就凉了。武汉，不再是从前一派革命的样子，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已看不见。大街上，再看不见革命军人的行迹和雄纠纠的工人纠察队。
徐向前在武昌找了个小客栈住下。他不敢贸然去两湖书院，更不敢去梁道街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的地方。先试探着向客栈老板娘打听些情况。那女人，一问三不知，只知开店赚钱。
第二天，徐向前找到原先接头的“交通站”。那是一家卖货的铺子，远远看去，门关着。许久不见有人出入，也不见接头的联络信号。显然，这儿人已经转移。他在这门前转了两天，仍不见有人出入。
路经两湖书院附近。徐向前远远窥视，这座清光绪十六年由湖广总督建起的书院，曾经为军校男女学生吵得生气勃勃，如今大门紧闭，不见有人出入。他想，即便里边有人，也决非同志。不能多停留，又离去。
他记起毛泽东办农讲所的地方，又漫步走去。一边走，一边观察行人，他希望碰到一个熟人，但又怕碰上。他这时才觉得此行武汉是欠考虑，是一时的冲动。局势已经到这一步，毛泽东怎么还会在武昌？就是找到那个“交通”，他又能给自己多少帮助呢？他想着，想着，决定不去找毛泽东办农讲所的地方。
这样盲目跑来走去，说不定反会被盯了梢，那样更麻烦了。
晚上，徐向前又换了个客栈。军人的警觉性，使他懂得了如何应付事变，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他又改了装，这两天总算平安无事。夜深人静，他又从香烟盒里一支掏空的纸烟中，找出那张纸条。“找毛泽东”四个字，跃入眼中。他一个新入共产党的党员，真搞不明白党内的规矩，叫他去找毛泽东，却又不给地址，这不是闹着玩嘛！武汉地区党的高层人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让他去找这个毛泽东呢！现在，这个毛泽东又在哪儿呀？
许多年以后，徐向前从党史资料中才看到，1927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后，已经奉命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暴动去了。就在那次会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徐向前戎马一生，可以说半生都为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奋斗。笔者1983年一次和徐向前元帅谈到他找毛泽东的那段经历，曾向他提问：
“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武汉，既不是共产党的负责人，又不是军界的人，‘交通’为什么交给你‘找毛泽东’的纸条呢？”
“我始终也没搞明白，”徐向前元帅笑道，“我想不是哪个糊涂虫搞的，定有原因呢！”
原因是什么？徐帅没说。笔者分析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毛泽东的武汉正在物色军事人才，为他的“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作准备；二是徐向前所在的党组织负责人与毛泽东观点一致，估计徐向前在广东时认识毛泽东。笔者把自己的分析讲给徐帅听，他既不否定，又不肯定，却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领导人陈独秀是个书呆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怎么走，是毛主席最早提出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许多弯路呢！”
笔者说：“那肯定会去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哩！”
“那是可能的，”徐帅一笑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搞军事工作，搞兵运。没有武装，没有兵权，革命都是空想。这是在黄埔时孙中山先生就讲过的。”
徐向前在武汉查访了三天，找不到毛泽东，找不到党组织，又从汉口码头乘上了轮船，顺流而下了。
滚滚的长江，望不见尽头。党在哪儿？毛泽东又在哪儿？
徐向前像失去母亲的幼儿。他决心去上海。那儿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还在九江时，他就听说，一些同学在武汉政府反叛后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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