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在大会上讲话。肖华同志主持会议，也讲了话。陈伯达调门最高，给我扣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对抗中央文革”、“搞独立王国”等帽子。谢富治发了脾气，说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我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么样啊！难道还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十二日至十六日是小组发言，天天出简报，罗织我的“罪状”，无限上纲上线。康生、关锋、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小组里窜来窜去，煽风点火，说我的检讨“没有触及灵魂”，“不象样子”、“极不深刻”。康生说：“徐向前算什么？他代表谁？能代表解放军啊！”还说：“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指一月二十四日我去林彪家一事）会内会外配合，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陈、徐、叶的大标语，满街张贴。十六、十七两天，军内“造反派”二百多人，两次抄我的家，门窗玻璃被砸碎，室内翻得一塌糊涂，将我保存多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抢去不少。抄家前我在家里，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幸好叶剑英同志关心我的安全，听到点风声，晚上打电话来，要我去西山，这才免遭揪斗。
住在西山，“闭门思过”，心绪不佳。看看书报、文件，散散步，有时和叶帅、聂帅聊聊天。七月间，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我又变成陈再道、钟汉华的“幕后操纵者”，武汉事件的“黑后台”。其实，天晓得，我住在西山，与外界隔绝，怎么会去制造武汉事件呢？“打倒徐向前”的浪潮，又一次掀起。叶群公然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他们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揪到北京批斗，追查和我的关系，结果什么也没捞着。七月二十九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又抄了我的家，抢走五铁柜机密文件。我的秘书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后，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这样，抄家的风波才告平自“八一”建军节在即，“二月逆流”的成员和一些被揪斗的老同志，能否出席“八一”招待会，亮亮相，成了斗争焦点。周恩来同志用心良苦，坚持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老干部出席，而林彪、江青等则极力反对。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周总理打电话给叶帅，让他转告我，准备出席招待会。剑英同志在电话里对我说：总理说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请示毛主席，待主席决定后正式通知。过了一会儿，剑英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还带了个理发员来，要我一边理发，一边等通知。刚理完发，总理来了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剑英接完电话，高兴地说：为了保证安全，总理亲自布置了你的行车路线，加强了沿线警卫。我出席招待会回来，黄杰同志说，你刚刚走，总理就来电话，问走了没有？他还说：“你和徐帅要多多保重啊！”患难见真情。周总理和剑英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
我虽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工作岗位，但仍是挂名组长，名不符实。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商量，想正式提出辞职的请求，他们完全赞成。那时，“辞职”一事没有先例，我是盘算了很久才下决心的。九月十六日，经与叶剑英同志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辞职报告呈送毛主席：
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报军委、中央文革：
我在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工作期间，由于对主席著作学的不好，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而犯了保守、右倾、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已作过两次检讨，内容不再重复）。
本来我已不适于作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工作，但三月底中央决定由肖华主持军委文革小组常务工作的同时，仍对我保留着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中央对我如此照顾，我内心深感自疚。在肖华的问题揭露后，军委文革小组的工作全部陷于瘫痪。鉴于上述情况，我曾经在军委常委会上口头提出免除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现在我再一次诚恳的请求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另选贤能，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
毛主席十月十二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
林彪十月十六日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这样，我只好继续挂名。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江青等人一手策划了所谓“杨余傅事件”。“二月逆流”的成员，又变成“杨余傅”的“黑后台”，再次遭到猛烈“炮轰”。杨成武是我的邻居，抓他那天，我家的电话线被切断，哨兵给换掉，弄得气氛很紧张。此后，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几个老帅的文件停发，不能过问军委的事情，军队大权被林彪和“黄吴叶李邱”一手把持。林彪后来敢于利用军队中的少数败类，炮制“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谋害毛主席，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善于奉承、投机的野心家林彪，过分信任，委以重权，结果上了大当。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期间，继续批判“二月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九大”作准备的。会议议程是：（一）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二）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讨论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当时，大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出席会议的仅五十九人，不足应出席人数的三分之一；而列席会议的却达七十四人，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准备再花三年的时间，将这场运动搞到底。分组讨论时，就转向批判“二月逆流”和其他老同志。这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预先精心策划的一场斗争。朱德、陈云、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邓子恢等同志和我，分别编入各个小组，遭受围攻和批斗。林彪公然宣称：“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我被编入全会第五小组，即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组织指挥。林彪的得力干将邱会作也编在这个组，充当急先锋。还有个黄志勇，够卖力气的。他们把历史上张国焘的事，西路军的事，与“文化大革命”里的事联系起来，要给我算总帐。黄永胜狂妄至极，不仅诬蔑我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者之一”、“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反党、反毛主席”、“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而且恶毒攻击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邱会作赤膊上阵，咬牙切齿，一再发言、插话，说我是“有意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凶手”，“造成总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灾难”。他还不伦不类，抬出江青和我对比，肉麻地吹捧她。黄志勇在延安整风中，就是搞逼供信的专家，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进？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往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痛加剧，深感体力不支。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十多天下来，我就象害了场大病似的。
全会通过了将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形成我党历史上的一大冤案。少奇同志因长期受监禁、折磨，不久即含冤去世。他是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在白区工作和党的建设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得以昭雪。他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
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与林彪、江青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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