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有了“八条命令”作武器，各大单位领导同志的腰杆，硬了许多。有些军区，让省委负责同志住进军区大院，保护起来。对于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一批。三支两军的同志，在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和稳定地方局势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气急败坏，诬蔑军队“镇压群众”，“支持保皇派”，是“带枪的刘邓陶路线”，要“揪出军内一小撮”，妄图煽动群众，与军队对立，搞垮全军文革，搞掉“八条”，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
二月八日开始，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规定每两三天开一次会，时间在下午。会上，以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一方，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人为一方，展开了激烈斗争。
那时，地方上的混乱程度比军队更甚。“造反派”全面夺权，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国务院系统受到猛烈冲击，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老同志不约而同，憋着一肚子气，忧党忧国忧民嘛！九日的会上，我和陈伯达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他说刘志坚是“叛徒”，对抗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听了很反感，觉得他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因为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虽曾受伤被俘，但于第二天押解途中，即被我军抢回，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我对他讲了这个情况，说“刘志坚不是叛徒。”陈伯达竟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我气愤地质问他：“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
我还针对他前几天在三座门一次接见群众时，曾假惺惺地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他：“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十一日下午继续开会，叶剑英同志在发言中强调军队不能乱，成立战斗组织不好。他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我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会议不欢而散。
十六日的会议是斗争高潮，我没有参加。会后看到简报，知道了会议内容。
那天的会议，本来是准备研究地方上“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正式开会前，谭震林同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借口要回上海后同群众商量一下再说。谭就冒火啦，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这时，谭震林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谭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
接着，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还说：“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余秋里同志也拍了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因谢富治一再插话，说什么中央文革经常保谭震林，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同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积面是主要的。”
这次会议，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汇报，炮制了份黑材料，向毛主席告我们的状。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开始听了，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当听到十六日陈毅同志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后来还说什么，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连续发生激烈争论，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把周总理搞得很被动。
毛主席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表了态，江青一伙得意忘形。接着即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批判我们，开了个把星期。康生首先拿我开刀，气势汹汹地说：“军队是你徐向前的？”同时，在社会上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炮轰”、“火烧”、“打倒”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揪陈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谁是“黑后台”？显然是指周总理。陈伯达在三月份于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原来设想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要看出个眉目，但他们把运动打下去了。此后，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议，被干脆取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肖华“过关”后，确定由他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听到这一决定，我真是谢天谢地。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三个月，弄得我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不干这份差事，正合我意。
第二件事：所谓反击“二月逆流”
卸掉全军文革的包袱，本以为会轻松些，其实不然。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一浪接一浪，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及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关锋等，均出席会议。有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志对叶剑英、聂荣臻和我说，由于三支两军是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这次开会，着重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部队的期望。还说：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会议开好。七日下午突然通知，要我八日在大会上作检查。我说：那也得做点准备嘛，明天不行，推迟两天吧。这时才明白，中央文革和林彪等人，要联合起来整我。十一日下午，我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发言，内容无非是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近三个月里，思想上怕乱，跟不上形势，工作没有做好；对毛主席的三支两军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象青海、四川、内蒙、福建、河南等地发生的事件，认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管；军内共抓了七百多人，取消战斗组织一百多个，打击了“造反派”；积极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帮助不够，有抵触情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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