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利，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
说许继慎是反革命，当时就难以令人信服。
据我所知，红四军南下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天，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派了个姓钟的特务来给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下书，搞反间计。这封信是以蒋介石的名义写的，诡称：“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表示欢迎许带部队去投蒋，定将受到优厚待遇，云云。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转送分局处理。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
对此，曾中生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党中央的报告中也作了说明：“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仅仅为了这桩公案，就逮捕许继慎，有什么道理！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
倪志亮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曾悄悄对我说过：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我也认为，他是有些毛病，但不能说他就是反革命。许继慎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北伐战争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后任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他很早就入了党，作战身先士卒，指挥果断、灵活、不怕死。我和他在红一军、四军一块工作，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在军队中，他并没有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势力，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没有发现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勾搭。他只不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生活上散漫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点。这算什么大问题呢？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一天到晚大家在一起，吃饭、睡觉、行军、作战，都是集体活动。谁有什么心思、动静，容易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他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难以理解。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再这样讲。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至于周维炯，他不光是有个人英雄主义，旧习气也比较多。但他打仗很勇敢，人也聪明，是员战将。我到鄂东北后，就听说二徐（徐子清、徐其虚）在商南被枪毙的事。还有个戴抗若，六安县委派去的师党代表，也被秘密处决。以后中央派郭述申、刘英两同志去，调查整顿，又差点被搞掉。这件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特委书记郭述申向中央写过调查报告，六安县委也写过调查报告，都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抗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许多密谋都是背着周维炯的。他是师长，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与王泽渥等绝不能相提并论。他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呢？
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有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一九四二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许继慎一案，是张国焘作文章的借口。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
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象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这是第一条教训。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象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一点毛病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毛泽东同志说过这句话，就是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即辩证的观点，看待同志，看待事物。天底下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人，总会有缺点和错误。有了缺点或错误，有非无产阶级观念，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的线索、依据，行吗？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思想认识问题与反革命混同起来，势必搞扩大化。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认定人家是改组派，没有证据也信以为真。指导思想上“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看京戏，那里面的青天大老爷把惊堂木一拍，动不动就上大刑，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苏三起解》里的老解子，见到的冤案太多，才发出“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的感叹。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株连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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