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南下的胜利，使敌人着了慌。九月底，敌徐源泉部从鄂西经武汉，来我后面堵击。该敌装备较好，有一定战斗力。我们连夜撤回广济、英山的部队，迎击敌人四个团于二城之间的洗马畈，以十、十一两师由南北两面进攻，十二师从东西两面配合，围歼该敌。我带司令部赶到前面时，部队已和敌人接火。那带有个村寨，周围是山地，倪志亮那个团没等红十二师进占村寨，就从山上冲了下来，敌一个多团退进寨子坚守，我们攻不下来。该敌乘夜间窜逃叶家湾，我们又派部队追去围住它。洗马畈战斗，因指挥、联络有漏洞，仅歼敌三个团大部，未达到全歼这股敌人的预期目的。
红四军的南下行动违背了张国焘的决定，他肯定不甘罢休。果不然，命令来了，要部队北返。事前，我们估计到会招麻烦，由曾中生和我及政治部主任刘士奇联名，于八月二十日向中央写了个报告，申明南下行动的必要性。信中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 （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 （把）主力束缩在根据地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曾中生同志在上海期间，看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工作报告，对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建军思想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十分重视。他起草的这个报告，反对远离根据地攻打安庆，主张依托根据地群众的强固基础逐步向外发展，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
张国焘八月十七日的来信，气势汹汹，给我们扣上了一连串罪名。这封信是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名义写给我和曾中生的，主要内容是：（一）红四军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蕲春、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 （二）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三）太湖地区无重兵，陈调元部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可乘英山之胜直下安庆，而出黄、广、武则遇夏斗寅部，该敌较强，且我以长途进军击敌，纵敌势弱，亦较潜、太难攻。 （四）解决经济问题是这次四军南下的中心原因。不以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为重，而以满足“蕲水之欲”的经济问题为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总之，四军的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3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最后令我们见信后火速率四军北上根据地，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九月初，我们才收到张国焘的信。当即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同志在那里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大家当然不同意张的指责。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应继续留在现地，开展英、蕲、黄、广等地的工作，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三次“围剿”的行动，减轻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同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土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同志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在组织上不应违反分局的命令。鸡鸣河会议，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坚持正确意见，无可非议，但从组织原则上来看，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结果，给张国焘抓住了把柄。
南下之争，本是战略方针的分歧。我们给中央写了报告，张国焘当然也写了报告。官司打到中央，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呢？十一月三日，党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里，作了回答。那时的中央，对他们派来的张国焘等人相当器重和信任，所以尽管张国焘的东出方针不对头，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词是相当委婉的。所谓“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黄、广去恢复苏区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疏忽”，仅此而已。对于坚持南下方针的我们就不同了，罗织了一大堆罪名。所谓“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等。信里还特地点了曾中生同志，说他“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这就为张国焘进一步打击曾中生同志，推行王明路线，提供了“上方宝剑”。
由此可见，教条主义者蛮不讲理。在他们的词典里，人们是很难找到“公正”二字的。
§白雀园“大肃反”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四军在南下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召开鸡鸣河会议公然反对张国焘的决定，使他十分脑火。九月中旬，我们按他的命令率军北返麻埠时，陈昌浩同志匆匆赶来，宣布分局的决定：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是分局的决定，也不便说什么。曾中生同志表现很好，并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
这时，蒋介石窜到武汉，亲自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敌三十师师长吉鸿昌已下台，蒋介石令原冯玉祥系将领李鸣钟率该师驻信阳；而将西北军的另两个师（张相印三十一师、葛云龙三十三师）调驻黄麻，使之北靠革命根据地，南临长江，以便挟制。敌五十八师、十二师和国民党的王牌军第二师，调豫南接防。赵冠英第六十九师，进驻鄂东。徐庭瑶第四师和俞济时南京警卫师，调往武汉，有点战略预备队的性质。敌军调动频繁，我们有所考虑，但一时还看不清蒋介石的总意图。
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部队一面“肃反”，一面打仗。他管“肃反”，我管打仗。我们首先在武庙集、草庙集、何凤桥一带打戴民权。戴是土匪部队，很狡猾，你一打，他象乌龟一样，把头缩进城里，死活不出来，结果只消灭了他们个把营。以后又转到仁和集打敌十二师，连打援在内，打垮敌人三、四个团。战后，部队进驻白雀园，张国焘亲自跑来，坐镇 红四军的“大肃反”。 鄂豫皖根据地“大肃反” 的直接导火索，起自所谓“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据陈昌浩告诉我，八月初，红四军南下作战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 AB团”组织。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准备在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 抢走岳维峻。一些县委、区委也发现有改组派，并牵扯 到了部队，军委在新集就逮捕了原一师政委李荣桂。所以，他到麻埠后，就立即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范沱等二十多人。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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