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等从雅安出发向南，经荥经到汉源即进入大山区，公路一侧绝壁凌空，另一侧万丈深渊，谷底大渡河涛声震天，汽车在起伏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一会冲向绝壁，一会直朝深渊，令人头晕目眩。粟裕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及脑供血不足诸症，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他早已把身体健康置之度外。
12日下午6时抵石棉县，粟裕抓紧时间向县领导了解该县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和新兴石棉矿开发等情况，当晚在石棉县住宿，粟裕已感心脏不适。次日，天下起了雨，粟裕决定按原订计划前进。汽车在崎岖的公路上冒雨行进，驶到一个叫菩萨岗的地方时，雪花从天而降。这里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呼吸骤感促迫，且寒气袭人。粟裕穿上大衣，加了棉裤。大家稍事休息，吃了一点干粮，继续行进，下午4时多抵达西昌。
西昌位于安宁河畔，地势北高南低，南有邛海，气候四季如春，农产品极为丰富，但交通不便，较为闭塞。到西昌第二天，粟裕召集地委、军分区、专署的领导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民主改革和军事保障情况的汇报，对军事工作如何配合民主改革和军事部署作了指示。晚上又找地委、军分区、专署的领导人逐个谈话，抽空看望了驻西昌的部队。
经过几天调查了解，粟裕对情况比较清楚了。4月17日，粟裕根据中央的意图和当地实际，向地委、军分区、专署机关干部作了重新加强军事部署配合民主改革的动员报告。报告就民主改革的意义、改革的方针政策、群众工作等问题，并针对部队干部的思想状况，详细作了阐述和解释动员，使与会者深受教育。随行同志考虑到粟裕的身体和连日奔波劳累，再三提醒他讲得短一些，一次讲不完下次再讲。他却作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长篇报告，连续讲了几个小时。为了便于部队指战员记住任务、政策、战术要点，粟裕还亲自编拟了口诀共28句，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成都军区特地将粟裕在西昌等地的报告和他编拟的口诀，转发给了有关的军分区。
4月19日，粟裕告别西昌，向凉山军分区进发，途经四开，去看了一个部队营部。营部住的是茅草小屋，由于昨日刚下雨，室内遍地是水。这里的气候是多雨，部队生活很艰苦。粟裕交代随行的秘书张剑把茅草营房拍照下来，带回北京去。
19日午后1点多到达昭觉。这里是凉山军分区、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解放前城区直径100米，仅8户人家，海拔2600多米。由于地势较高，粟裕感到呼吸较困难。粟裕知道自己的心脏有病，在高原缺氧地区停留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病，影响整个工作部署，所以把在昭觉的工作节奏安排得很紧凑。在昭觉刚刚住下，即去拜会自治州州长瓦渣、副州长王海民（均彝族）及州委书记等领导同志。次日上午继续找军分区及州的领导谈话，了解情况，指示工作。下午给军分区及州机关干部作了加强军事部署、保障民主改革的动员报告。
4月21日上午8时半，粟裕一行从昭觉出发回成都。在确定路线时，一是原路折回，一是走东线，经乐山返成都。东线公路坍方较多，还要翻越大凉山。军分区及随行的其他领导同志都主张走原路。粟裕考虑走东线虽然困难较多，可是能多看一些地方，多了解一点情况，吃点苦也值得。他给张令彬、饶正锡同志做工作，最后确定走东线。
第一天原计划走300多公里到确营，但因公路坍方及几处桥梁毁坏，一路逢障开路，遇水搭桥，加上翻越大凉山，到下午4点多才到谷堆，全天仅走了150多公里，决定在这里住下来。这里是凉山军分区、地委前指所在地，虽然盖了一点住房，但周围一片荒凉，夜里刮大风，飞沙走石。次日大家起了个早，6点即出发，中午才到确营，吃了点冷馒头继续前进，晚上7时抵达乐山。
4月23日，粟裕从乐山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并告总参、成都军区，报告来川西的工作情况和建议。粟裕估计西昌、凉山两地区年底以前可完成民主改革。为完成上述任务，粟裕建议从军队中抽5000名干部，直接加强到乡，协同乡干部专门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及基层政权工作；拨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加强地方干部的自卫力量，并给基层拨配必要的通信联络器材。电报最后提出：拟于5月初在成都召集四川之茂县、康定、西昌、凉山、乐山，云南之丽江、昭通，甘肃之夏河、果洛及西藏之昌都等军分区部队负责人到成都开会，交流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保障民主改革的军事部署及相互协同等问题。
四川省委见到上述电报，表示完全支持粟裕的建议，于4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称：4月23日给军委和中央的简报中所提有关我省民族地区工作的几项建议，我们完全同意。如何，请中央军委审批。
4月25日，粟裕由乐山返回成都。经过几天紧张准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4省少数民族地区军分区、地委领导及西藏昌都工委书记联席会议5月2日在成都召开。会议由粟裕主持，各区介绍了本区民主改革、军事保障改革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教训。粟裕在会上讲话，论述在金沙江以东地区完成民主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几个与军队有关的民族政策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正确认识等问题。粟裕指出，今后从军事上保障民主改革的实施，应彻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5月6日会议结束。次日，粟裕请李井泉出面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门商讨几个省边缘地区地方工作互相支援配合问题。这期间，粟裕还抽空为成都军区机关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和整顿作风的报告，并接见了军区系统高级知识分子。
5月10日，粟裕离开成都到重庆，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调查，了解驻渝部队和军工厂生产情况。由于多日劳累，粟裕于15日发心脏病，不得不卧床休息治疗。病体尚未痊愈，5月20日便给驻渝部队8删官兵作形势和整风报告，返回招待所便犯心脏病晕倒。稍事调养后于5月27日返回北京。
6月24日，粟裕就这次外出检查工作、部署从军事上保障金沙江以东少数民族地区继续进行民主改革，以及须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盘考虑解决的一些问题，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了全面报告。
7月31日，中央军委致电成都军区党委及四川省委，同意粟裕在四川检查川西藏族、彝族地区部队工作时提出的各项改进工作的意见。
西南之行是一项新的特殊任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错综复杂地交叉在一起。粟裕善于从政治上、从民族团结的全局上考虑和处理问题，部署军事斗争，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他提出的许多措施和建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期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粟裕不仅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在大西南各族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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