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各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军队有南撤企图，发起淮海战役时不我待。军委于10月23日、24日两次来电，指令“粟谭速赴南线指挥”，要“粟谭专心指挥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1、153页。）。接到军委10月30日电报后，饶漱石约粟裕谈话，建议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一个检讨报告。粟裕肩负中央军委给予的战役指挥重任，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写这个检讨报告。他对饶漱石说：“这个检讨报告迟早是要作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可是，粟裕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紧张的战役指挥中，仍然争分夺秒赶写综合报告。11月9日，在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关键时刻，终于向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送上了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作为补作的9月份综合报告。
粟裕密切注视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作战部署。
10月28日，粟裕与饶漱石、谭震林联名向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告调整后的作战计划：采取声西击东的策略，“运（河）东作战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同时在运河以西“造成我南北聚歼李（弥）兵团、攻略徐州之态势”。战役发起时间，运河以西各部为11月7日晚，运河以东各部为11月8日晚。（《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05—406页。）10月30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计划与部署甚好，望即照此执行。只有一点，分为虞齐两晚发起作战，是否有使黄兵团闻声警觉，于齐日白天你们尚未接近该敌时迅即收缩集结之虞，似不如同时于虞晚或齐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53页。）。粟裕于10月31日发出给军委并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报告他已经到达前线，“淮海战役当遵命于十一月八日晚同时发起战斗”（《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416页。）。
此时，蒋介石集团也加紧策划“徐蚌会战”。11月3日，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携带“徐蚌会战”计划到葫芦岛见杜聿明，督促杜聿明到徐州上任。11月4日，又派他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具体部署“徐蚌会战”。在顾祝同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冯治安都说在自己防区当面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他们估计，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攻势。最后，顾祝同拍板定案，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于津浦路徐蚌段，作攻势防御。
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蒋军动向，判断蒋军有“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以阻我南下攻势，掩护其加强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11月6日又发现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兵团指挥的动向，在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
粟裕当机立断，决定把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夜间发起攻击。当天戌时（19—21时），就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并饶漱石，康生、张云逸、舒同，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同时下令部队执行。
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胆略。粟裕心里明白，他刚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次机断专行虽然为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但也可能被视为无纪律行为而再次受到批评指责。可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毅然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战役。
第二天，11月7日，栗裕收到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央军委指示：“完全同意鱼（6日）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7页。）
这件事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谈到毛泽东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时说：“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把我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军指挥关系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38、435页。）。
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争取到的两天时间，是多么宝贵的两天啊！
这两天时间，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创造了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有利战机。11月5日顾祝同主持的徐州军事会议，决定撤出海州、连云港和徐海线驻军，向徐州集结兵力。同日，刘峙指令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四军西撤，同时电令黄百韬兵团掩护，待第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以后再开始行动。为此，黄百韬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到7日凌晨3时才开始西撤，白白送给华野两天时间。
与此同时，华野全军分3路向南挺进，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横扫陇海路以北150公里广阔地区的敌军阵地，先后攻克鲁南的郯城和苏北的邳县，迫近黄百韬兵团。11月8日，发现黄百韬兵团有继续西撤迹象，粟裕立即命令华野各部迅速截歼。
在这两天时间里，华东局和华野前委成功地组织指导了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
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共产党党员，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徐州“剿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第三绥靖区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被蒋介石改编以后仍然保留了一些民主民族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中打过喜峰口、芦沟桥等著名的仗。抗战胜利以后，改编为第三绥靖区，被蒋介石推上内战前线，驻守徐州东北的贾汪、台儿庄地区。但是，多数官兵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政策不满，厌恶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共产党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不少人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抱有同情态度。
早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华东局和华野前委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第三绥靖区部队的工作，派人通知何基沣、张克侠，解放军将发起淮海战役，要求他们争取率部起义。粟裕和谭震林提出，对第三绥靖区部队采取军事攻势配合政治争取的方针，并且规定三条原则：第一，力争该部起义；第二，如不起义，则要给我军让开通路；第三，如果既不起义，又不让开通路，则坚决予以歼灭。
何基沣、张克侠冲破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和反动将领的阻挠，经过紧张的策划，毅然于11月8日凌晨率部起义。参加起义的有1个军部3个半师2．3万余人。于是，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华野右路大军3个纵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渡过运河、不老河，直插陇海路，攻占大许家、曹八集，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这个消息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和周恩来兴奋异常，以茶代酒，举杯祝贺。毛泽东在11月8日的电报中说：“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第一个大胜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粟裕后来谈起提前发起战役的决策，特别强调“兵贵神速”对争取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的意义。他说：“如果再晚4个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华野的神速行动和何张的起义，在南京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引起强烈震动。他们惊叹：“没有料到共军行动这样迅速！”
黄百韬虽然侦察得知华野集结于鲁南临沂地区，并有南进企图，但是他也没有料到华野行动如此迅速，更没有想到会有何、张起义。等到他开始西撤的时候，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在他的后面，从海州、连云港方向转兵西进的第一、第六、第九和鲁中南4个纵队，沿陇海路南侧紧迫不舍。
在他的右侧，第四、第八两个纵队沿陇海路北侧追击，直插运河东岸，与黄百韬兵团的先头部队展开激战。
在他的左侧，苏中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沿运河西岸北进，挡住了他的左翼掩护部队第六十三军的去路。
在他的前方，由贾汪，台儿庄地区南下的第七、第十、第十三3个纵队，同由宿迁、睢宁北进的第二、第十二、中野第十一3个纵队，南北对进，直接威胁徐州，切断了徐州之敌与黄百韬兵团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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