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城打援并举的战法，在粟裕的战斗历程中是曾经采用过的。在抗日战争中，粟裕指挥的车桥战役，就是采取攻坚打援并举的方针，用较多的兵力打援，目的是攻取日军据点车桥，并解放一片土地。粟裕在谈到车桥战役的作战方针时说过，这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质变条件下，所采用的新战法。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我军一直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基本作战指导思想。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出现空前变化。中国革命战争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经发展到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要以新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夺取大城市的辩证关系。这次济南战役与过去的“攻坚打援”、“攻城阻援”、“围城打援”以及“攻城打援”不同。即使是刚刚结束的豫东战役也有不同，那是“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目的仍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次济南战役，不仅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要达到夺取济南城并巩固占领之目的。
对于攻济打援的战法，开始并没有被所有高级指挥员理解和接受。在讨论作战方案过程中，不断有人提出问题：“攻济打援，到底哪个是重点”？“在兵力分配上如何保证重点”？有人认为，既然济南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攻克济南，就应当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攻济上，阻援打援不必使用那么多的兵力。担任攻城指挥的许世友极力主张，把作战部署和兵力分配的重点放在攻城上。
针对这种情况，粟裕把统一战役指导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组织纵队以上指挥员学习领会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辩证地认识攻济与打援的关系。
在曲阜作战会议上，粟裕首先阐明了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及其战略意义。他指出，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是打下济南并歼灭援敌，结束山东战局，以全力夺取中原。打下济南以后，就可以将战局推进一步，在中原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把战争推向长江沿岸，造成随时可以渡江的条件。同时指出，济南战役将是一场严重的艰苦的战斗。济南是徐州的屏障。没有徐州就没有中原。守济之敌会死守，增援之敌猛而多。王耀武指挥能力较强。济南城长期设防，迭次增修，不同于潍坊、兖州、开封、洛阳，不能轻敌。中央军委指示，阻歼援敌才能争取时间，争取时间才能打下济南。预计有三种可能：援敌很远已经打下来，援敌很近才打下来，援敌逼近仍打不下来。我们要避免第三种可能，争取第一、二种可能。
毛泽东也亲自出面做思想工作。他在给许世友的电报中指出：“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页。）
在上下互相启发和不同意见的讨论中，不仅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而且丰富和完善了攻济打援的战法。
在统一战役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粟裕主持制定了攻济打援的作战部署。这个部署提出，济南战役于9月16日发起，以攻占济南为惟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坚决阻击援敌使其不能迫近济南，以保证攻济集团有足够时间攻占济南。在兵力部署上，以参战兵力的44％用于攻城，以56％的兵力用于打援。攻城集团，由6个半纵队、特种兵纵队大部分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共14万人组成，大部分是长于攻坚的部队。打援集团，由8个半纵队、特种兵纵队一部分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共18万人组成，大部分是长于野战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野前委决定，在粟裕统一指挥下，攻城集团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打援集团由华野司令部直接指挥。
这个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就得到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未世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40页。）
这种攻济打援的战法以及兵力部署上的辩证运筹，不仅经过济南战役的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而且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几十年后，粟裕回忆济南战役时，针对一些人把攻济与打援割裂开来，认为“济南战役就是攻济，打援则是另一个未能实现的战役计划”的说法，指出攻济与打援都是济南战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贸然进犯。敌人援兵不敢北上与我打援部队交手，正说明攻济打援方针的正确。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
三、中共中央军委指令“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周恩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1948年9月6日，离济南战役发起时间还有10天，粟裕就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由曲阜转移到宁阳西北的大柏集，进入指挥位置。大柏集位于济南、兖州之间，南靠打援战场，北距济南80公里。在这里，他可以更好地关照全局，兼顾攻济打援两个战场。
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东西兵团重新会合后第一次大兵团集中作战。大兵团作战，要求指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要求各部队密切协同动作。当时陈毅已调到中原工作。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在华野的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粟裕担负着领导和指挥华野全军的重任，除了集中精力对付敌人以外，还要用不少精力调整内部关系。他的指挥环境是相当艰难的。为此，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许世友的电报中强调指出，“这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并在指令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担负攻城集团指挥责任的同时，再次重申“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表明了中央军委对粟裕指挥环境的了解和全力支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页。）
济南战役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粟裕把他的指挥重心首先放在攻济作战上。
粟裕指挥作战，一向主张知彼知己，把决策和指挥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据当年的华野参谋回忆，粟裕每打完一仗，总是首先抓三件事：一是要参战部队搜集敌方的电报密码，以供研究、破译之用；二是派参谋人员下部队了解作战情况、作战经验以及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的表现；三是找俘虏的敌军高级将领谈话，请他们谈我军战斗动作的优缺点，谈他们所认识的敌军将领的指挥特点。在他随身携带的资料中，除了有附有照片的我军团以上干部名册以外，还有记载敌军师以上指挥官情况的卡片。这一次，他在对济南守敌及其主帅王耀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周密的作战部署。
王耀武是粟裕的老对手了。在一年前的莱芜战役中，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决心歼灭李仙洲集团于莱芜地区。与蒋介石、陈诚的错误判断相反，王耀武判断华野有北上企图，立即下令李仙洲向北撤退。这件事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粟裕在总结莱芜战役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这次战役值得今后学习的是，制造了敌人的错误，错乱了敌人的部署，并掌握与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了我们的胜利”。同时指出：“我们对敌情的了解还不够，特别是对王耀武的指挥特性了解很差。如果我们了解到王的性格大胆果断，能命令其部队一天一夜后撤数百里，那我们即可大胆地将部队插到济南附近，这样，敌十二军也就无法逃跑了”（《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07页。）。所以，粟裕认为，“王耀武之指挥，经一年多了解，是蒋军中指挥较有才干者”（《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77页。），在部署攻济作战时，必须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对付济南守敌，既要斗力，更要斗智，依靠正确的谋略和巧妙的指挥，造成敌人的失误，错乱敌人的部署。
王耀武在8月间就发现华野部队北上，并判断华野下一个作战目标“必是济南无疑”。于是加紧进行备战活动，请求蒋介石增调八十三师加强济南防务，修筑工事和城东飞机跑道，储备粮食弹药等等。但是，他错误地判断华野的作战意图，又过高地估计自己的防御能力。他以为华野将沿用围城打援的战法，目的在于打援。因而心存侥幸，以为只要坚持十天半月就可以渡过这一关。他自恃工事坚固，估计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不料华野这次作战是攻济打援并举，不仅要消灭援敌，而且要拿下济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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