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粟裕又指挥在津浦线上配合作战的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利用黄百韬兵团回援豫东战场之机，举行了兖州战役，一举攻克兖州，共歼敌6.3万多人，为华野下一步集中兵力举行济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打了胜仗，还要主动撤离战场？粟裕解释说：在战役指挥中，组织转移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与下一步作战任务的衔接，而且直接影响战役本身的成果。战役打得好，如果转移不当，也会转胜为败；反之，战役进行得不顺利，但转移得当，就可以减少损失，改变不利态势。豫东之战歼敌近10万，我军也有一定数量的伤亡。部队恶战近月，十分疲劳，需要休整。打了胜仗以后，主动撤出战场，这是胜利转移，而不是被动转移。胜利转移，是下一个大胜仗的基础。
为了组织部队安全撤出战场，粟裕作了周密部署。他直接打电话给负责掩护大部队北撤的第二十九师萧锋师长和李曼村政委，指示：“你们不仅要阻击老对手五军，以掩护部队北撤，还要做好后尾收容工作”，特别强调“心目中一定想着战士”。第二十九师出色地完成了阻击和收容任务。粟裕为此通令嘉奖：“十纵二十九师以阶级友爱，后尾收容友邻部队伤员1200余名，师长、政委抬担架步行70里。他们高度关心战士、心目中想着战士的思想很可贵。同时，他们在林七口顶住了五军前进，使全线顺利北撤郓城，值得表扬”。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睢杞之战的胜利，认为这是继开封胜利之后又一“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人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中共中央在贺电中以深切关怀之情表示：“值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念之意”。（《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722页。）
五、实践证明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大仗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再次调整战略部署，决定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
粟裕说，豫东战役是他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也是他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最紧张的3个战役之一，是华东野战军两年来作战中一次最大的歼灭战。在这次战役中，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尽可能多的兵力。除了战略上配合作战的部队以外，直接参战的部队，解放军约20万人，国民党军约25万人。在这次战役中，粟裕驾驭战局转折的指挥艺术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点，连对手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国防部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3点：“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
豫东战役的胜利，不仅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一个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达到了中央军委提出的4至8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10万人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且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后来的战局发展，果如粟裕所料，形势急转直下。豫东战役以后，不到半年时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毛泽东用他那战略家兼诗人的特有气质，作过一个形象的估计。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我们是‘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834页。）
豫东战役以后，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兴奋地说：“我们过山坳了！”他左手握拳，右手食指沿拳头顶端滑过。“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他还对陈锐霆说：“你回去代我问粟裕同志好，告诉他，我把黄百韬、邱清泉记在他名下了。”
豫东战役的实践证明，中原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决策是正确的，而分兵渡江南进的决策则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此，中央军委再次调整了原来的战略部署。豫东战役以后第7天，1941年7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并告粟裕和陈士榘、唐亮的电报，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21页。）
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页。）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明年不能渡江，而不是不需要渡江。那么就得在长江以北打。因为蒋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江北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
在豫东战役过程中，华野部队中普遍流行着两个口号：“钓大鱼”，“中原逐鹿”。此战胜利，既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有力地扭转了中原战局，可谓“鱼”、“鹿”兼得。华野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这位30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战后信口作歌：
鱼兮怡兮，鹿兮乐兮，二者得兼，万众欣兮。
三军司命，国之魂兮。幸甚至哉，天道维新。
“斗胆直陈”献奇谋，“中原得鹿”建奇功。在这场逐鹿中原的竞赛中，粟裕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有口皆碑的“斗胆直陈”和“二让司令”表现了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特有风格，而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则成为他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第十七章 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一、逐步形成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建议集中华野全军攻济打援。
1948年7月，豫东战役结束以后，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转移到鲁西南、豫皖苏地区，组织部队休整，筹划下一步作战。这时，他反复考虑的是，从战争全局的发展趋势来看，华东野战军的未来出击方向问题。
豫东战役以前，他在4月18日的电报中向中央军委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当时就提出，在打完第一个歼灭战以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56页。）
经过豫东战役的实践，粟裕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一步，逐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回忆这一探索过程说：“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开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粟裕淡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这个过程表明，粟裕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前进，他不仅预见到随着歼灭战规模的不断发展势必形成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且通过对江南和江北、中原和徐蚌的比较分析，得出了徐蚌地区是进行这一决战最佳战场的科学结论。
粟裕认为，豫东战役的胜利，实现了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的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方向的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的作战，都要同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联系起来考虑。
7月13日，华东野战军许谭兵团一举攻克济南、徐州之间的兖州。济南周围300公里的广大地区被华野控制，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济南成了一座孤城。这样，就把举行济南战役问题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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