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射击练习，有几个刚来不久的青年学生觉得已经达到了要求，便趴在那里悄悄谈起天来。突然他们觉得有人过来了，抬头一看，粟裕已站在身前。粟裕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发出口令：“击发！”随着扣动扳机时的振动，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发出射击命令，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粟裕没有多说一句话，可是对几个青年学生和指挥部人员的教育很深。对于刚调来司令部担任见习参谋的新成员，粟裕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有意布置他们起草文书、命令，去现场测绘地图。写不好、绘得不准确，他一一指出，让他们重做，在实践中提高，使他们的工作很快适应战争的要求。
粟裕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开会，应邀去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讲军事课。第九队是高干队，学员多数是红军出身的营团干部，他们来自工农，文化基础较差。粟裕结合实际战例讲课，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广征博引。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领会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几次回皖南军部，都被教导总队请去讲形势、上军事课，成了他不可少的活动内容。学员们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
1940年4月16日，粟裕给集中整训的主力部队指挥员讲授《关于组织战斗》课，听课的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没有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不少人打了十几年仗，取得过不少胜利，但对怎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在理论上说不清楚。粟裕以自己的丰富实战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思考给大家讲课，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讲课中着重指出：“什么是组织战斗？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要保障战争的胜利，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好；战争的哪一方能多动员些力量，那一方就多一层胜利的保障。”（《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2页。）
粟裕认为，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式武器不断产生出来，同时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范围和规模、战争的形式和手段，都在不断变化，于是军队的指挥关系也不断演进。粟裕把有军队以来到现在的军队的指挥关系分为三个时期，逐个讲解，使大家了解过去，更好地掌握现在：首先是火药发明和用于战争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军队作战的战斗队形和战术，无论攻和防都较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指挥关系，通常由军队的主将以口语或旌旗、鼙鼓之类的信号传达命令，进行指挥，称之为“司令时期”；二是火器发明，特别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军事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指挥关系复杂起来了，有了参谋处的雏形组织，称为“拿破仑时期”；三是19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前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更加发展，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的编成和武器装备日益复杂、精良，现代化海空军和装甲兵的出现，使战争由地面扩展到海上和空中，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因此在军队使用和指挥关系上也起了变化。作战时，要使各军兵种在规定的时间和战线上协同配合，发挥最大威力，取得预定效果，就必须有周密的组织部署，所以现在是“组织战斗时期”。
他所以讲这些内容，是联系到江南新四军下一步发展方向和作战规模变化的需要。他说：“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打大仗，不像打小仗那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这样多人，如果打不好，走是走不了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作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愈有保证。”（《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3—34页。）接着他又从明确任务了解意图、战争动员、侦察、制定作战方案、战时勤务和战后勤务等问题，分门别类讲述。讲课中粟裕一概以实战为例说明问题，所引用的战例大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讲得生动活泼。
那时粟裕刚从三年游击战争的深山老林里走出来，投入江南敌后抗战的洪流，仍处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作战圈子里，然而他讲授的《关于组织战斗》课，体现了粟裕的认识和思维的超前性及视野的开阔性。他的“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的观点、关于“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的阐述，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他的三个作战指挥时期的划分和界定也是科学的，是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粟裕之所以具有超前的思维意识与现代的军事理论观念，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注重研究新情况。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记得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书，多数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孙子兵法》等。1940年春，部队缴获到一台收音机，粟裕要司令部安排人每晚轮流值班，收听新闻广播，并速记下来，选重要的每天抄送首长传阅。诸如这种通过各个渠道收集来的情况和信息，丰富了他的头脑，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虽处局部，却能从全局思考问题，把握今天，预想明天。
五、积极思考江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任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坚定贯彻“向北发展”。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新四军挺进江南，坚持敌后抗战。然而，粟裕对与之较量过10年的老对手国民党当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逐步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政府由集中军事打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将重点转向华北、华中占领区，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蒋介石方面，当初把新四军放在敌人统治力量最强、交通最方便、作战最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虽有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用和需要，但主要意图是想假日军之手削弱以至消灭新四军。然而，半年多过去了，陈、粟等领导的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扎根于江南这片沃土，发展壮大。国民党蒋介石对此非常嫉恨和恐惧。正面战场一连串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对抗战采取消极态度，对内对外政策有了很大变化。并于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以此为标志，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在不断悄然升级。
挺进敌后的新四军处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错综复杂形势之中，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处境更加严峻了。粟裕形容这种军事、政治斗争的复杂形势是“党内外，敌友我，矛盾重重相交错”。一从敌方说，江南是日军侵华的指挥部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工农业发达，是军需、给养的补给基地。从1939年1月起，日军在京镇芜三角地带进一步增加兵力，采用攻守并用的战术，深入重要集镇，构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加强了对新四军挺进江南初期创立的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二从友方说，国民党第三战区抛出了《江南沦陷区内诸种武力之整理方案》，对新四军活动区域采取“画地为牢”政策，规定江南新四军只能在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等县境活动。还成立了所谓“第三战区抗敌总动员委员会”，规定一切社会宣传、群众工作、扩军、减租减息等均由该会负责，任何驻军不得插手。三从我方说，面对这种形势，江南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更显得重要，粟裕更为关注。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便不能从根本上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束缚，也就谈不上发展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局面。而恰恰在这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上中共党内意见尚未统一，一波三折。
早在1938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页。）5月4日又进一步指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20页。）粟裕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挺进江南以后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很快打开了江南敌后抗战局面。
而这时新四军高层领导中对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方针存有不同的意见，项英主张“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并作出了“部队不宜全部出动”的决定，致使新四军的部分主力、许多骨干和大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滞留在皖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四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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