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是借视察第三战区工作的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皖南春早，景色宜人。周恩来的到来，使云岭更加生气勃勃。
新四军主要领导和各支队负责人聚集在皖南。粟裕从苏南回到军部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听取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的《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会议期间，周恩来同新四军领导交谈，广泛听取包括粟裕在内的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一、二支队在江南敌后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经过整整两天讨论，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项英等商定新四军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从此在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之间、军部和各支队之间，对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皖南之行是粟裕进入江南敌后以来参加的一次高级别会议，讨论的是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这样的重要问题。这使他对全国的斗争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粟裕非常拥护周恩来与项英等商定的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
粟裕率二支队挺进敌后，既以主要精力考虑对付日军，还以相当精力注意友军的磨擦；在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中，既贯彻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关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因反对磨擦而遭致破坏。粟裕把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终以军事斗争的胜利来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国民党第三战区给新四军二支队划定了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最长距离不过30公里狭长三角地带的活动区域。
粟裕认为，不能盲从这个规定，必须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束缚。结果二支队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在冲破种种束缚的过程中，粟裕巧妙地把握好“度”，不四面出击，过分刺激友军。抗日无罪，冲破防区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斗智的结果，二支队一次次地打到防区以外，虽也遭致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追查”、“警告”，但他们也不好过深追究，最终造成一个个冲出防区的既成事实。而冲出防区的每一次行动，不仅在军事上打击了日寇，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二支队活动的根据地也在一次次冲出防区作战行动中扩大、延伸，部队得到了锻炼、提高、发展。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不到一年时间，便由原来的17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
此时，苏南的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移驻溧阳山丫桥，又成立了第一游击区指挥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总指挥，江南行署主任、六十三师师长冷欣兼副总指挥，并将四十师、五十二师一部前调，监督新四军，蓄意挑衅。日、伪军也增加兵力，对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1939年4月10日，日军千余人分三路向二支队驻地狸头桥进犯，寻歼新四军第二支队主力。粟裕派少数兵力佯动，阻滞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相机打击敌人。阻击部队顽强抗击敌人5小时后迅速撤出。当晚敌人进至狸头桥附近，却找不到二支队的踪影，只好宿营于红杨树。这时，粟裕派出的游击小组夜袭红杨树之敌。黑夜中日军固守房屋应战，第二天早晨灰溜溜地撤退了。这一仗二支队毙敌40余人，伤敌3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分进合击计划。
为加强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打破敌顽夹击，坚持江南敌后抗战，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一、第二支队合并指挥。11月7日，江南指挥部在溧阳县水西村正式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仕。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计1.4万余人。
陈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政治上恢廓大度，有远见。粟裕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也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且长于战役的组织指挥，用兵如神。在陈毅领导下，作为陈毅的助手，粟裕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而陈毅又把全盘的军事指挥重任放手交给了粟裕，让他尽情地施展。陈、粟二人同住在水西村一家李姓的宗祠内。白天二人根据分工忙着各自的工作，晚上，透过宗祠阁楼的灯光，便可看见陈、粟在一起商议军政大事的身影。在江南指挥部粟裕负责的摊子大了，担子重了，工作更忙了。指挥陈毅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统战工作上。
新四军军部虽然下达了罗忠毅任参谋长的命令，但罗忠毅一直在二支队司令部驻地狸头桥主持工作。这样粟裕便兼起了江南指挥部参谋长职务，作战、训练、后勤及地方政权建设等全盘工作落在了他的肩上。1940年2月7日（农历除夕），陈毅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贴在粟裕宿舍门上，称赞粟裕面对繁忙工作所表现的敬业、负责精神，同时提醒他注意身体和休息。
就在江南指挥部正式成立那一天，宝堰日军一个加强中队采取夜间出动、拂晓攻击的战法，奔袭延陵。陈、粟早有准备。日军扑了个空，灰溜溜地撤回据点。陈、粟又安排好了击敌方案。日军还在途中，王必成团长率领的新四军第二团突然杀了出来，会同新六团、丹阳独立支队，将日军包围在贺甲村。8日下午3时，王必成指挥各部发起总攻。日军依托有利地形，构筑环形工事，负隅顽抗。新四军前仆后继，连续攻击拼搏，经过26小时强攻，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击毙武村中队长以下日军168名，生俘3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8支、掷弹筒2具、指挥刀2把。延陵大捷，开创了江南敌后歼敌的新纪录，受到延安总部通报表彰。
江南局势越来越严峻。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军的进攻中处境更加困难。1939年11月7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商谈，一致认为新四军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华中为我党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我党我军不控制华中不能生存。并在军事上派八路军主力2万余人南下。已进入华中敌后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与持不同意见同志的讨论，也认为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便由关系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问题，上升到关系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位置上来了。粟裕坚决拥护和赞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认为“向北发展”已到了时不我待的程度，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力争主动。
事实上，江南新四军“向东作战”目的达到后，陈毅和粟裕一直在考虑“向北发展”的问题，并且积极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粟裕认为，新四军在江南主要与日军作战，打的是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一旦向北发展，势必要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就会与他们打更大规模的仗。粟裕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思考，从皖南回到江南后，在集中整训主力部队指挥员向他们讲授《关于组织战斗》军事课时，反复提醒大家：“可能不久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引导大家在思想上提前作好准备：作战对象要从主要打日军变为打国民党顽固派，作战形式要从打日军的小规模游击战变为打国民党顽固派的大仗。
大约是在1939年10月底11月初，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粟裕及时紧紧抓住，协助陈毅做了一篇“向北发展”的绝妙文章。
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通过他的同乡、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敬久，弄到10万发子弹。王敬久要李明扬自己派部队去取。因途中要通过日军严密控制的重重封锁线，危险很大，李明扬决定找新四军帮助，托人捎了一封亲笔信给陈毅。11月11日，陈毅接信后即找粟裕商量。粟裕毫不迟疑地提出：从二支队抽出力量，由卢胜、陶勇率领四团团部及第二营，担任协助护送弹药的任务。弹药于11月中旬送到了李明扬手中。卢胜、陶勇所带的部队也借机渡江北上，后进入苏皖边区，与先前渡江北上在那里活动的梅嘉生支队合编为苏皖支队，最终同活动在淮南的第五支队取得了联系。这是粟裕协助陈毅走出的“向北发展”关键一着棋。接着，粟裕又和陈毅走出了另一着妙棋，决定叶飞率领老六团由苏南开到扬中，与管文蔚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然后渡江北上，加强苏北力量，在扬州东部地区开展斗争。这样，大江两岸的苏南、苏中、淮南三面联通，互为犄角，造成了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的有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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