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和老校长、青年教师彻夜长谈，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老校长和青年教师频频点头拥护。后来这所小学校成了挺进师的联络点和情报站。粟裕利用各种机会做工作，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周围，通过他们，粟裕收集到各种新出版的报纸和书刊，从中掌握了许多国内外重要情况。
粟裕领导的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更加灵活自如，得心应手，游击战的范围更加广泛。有了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作依托，部队打过仗疲劳了，粟裕便带着大家急行军一个晚上，顺利转移到了游击基点。群众站在游击队一边，封锁了消息，游击队就可以安安稳稳住下来，休整三五天。粟裕又利用这个间隙派人侦察敌情，部署下一步行动，适时跳出去打击敌人。
“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无暇顾及浙西南红军。粟裕率领“牵制队”掩护和策应刘英率领的“突击队”行动，集中力量打通了浙南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区连成一片，然后又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打通了温州沿海的交通口岸。1936年8月，粟裕、刘英与活动在乎阳北港的一支革命力量汇合。这支队伍是由老共产党员叶廷鹏为首组织起来的。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叶廷鹏与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在那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挺进师进入浙江，革命形势有了发展，叶廷鹏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并与北港凤翱乡群众领袖郑海啸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安、平阳边界创建了一块纵横15公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主动要求闽浙边临时省委来领导。刘英、粟裕和叶廷鹏会合，浙南游击根据地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为红军游击队的大后方。
粟裕率领的“牵制队”的活动范围也有了很大发展，东进可到永康、武义、东阳、仙居、天台，南下可达云和、景宁、庆元和福建的寿宁、松溪、政和等浙闽边地区。粟裕巧妙地把活动重点地区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迭出奇兵，有时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有时打到青田陈诚的老家，有次还逼近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
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一直延伸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纵横500余里，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10个县委和1个中心县委，建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党、政、军、民、学、工、青、农、妇、儿”各种组织齐全，工作十分红火，一批地方干部迅速在斗争中成长。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不仅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还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若干个区委。粟裕亲赴浦城，宣布恢复龙浦县委。浙西南为浙、闽、赣三省通道，敌人势所必争。
粟裕清醒洞察这个局势，接受第一次反“围剿”的教训，决定在这里以秘密工作为主，表面上看起来工作不像过去那样轰轰烈烈，但更加扎实，干部群众更加坚强，对付敌人“围剿”更有办法了。活跃在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广大地区，建立了共产党的浙东特委和几个县委，各个县委都有自己的武装。敌人专门成立了“绥靖专员公署”对付红军浙东游击队，始终不能得逞。
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1500多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到数千人。挺进师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等地区所属的30多个县境，游击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又呈现出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七、抗击敌人43个团的第二次大“围剿”，创造一系列游击战的新战法。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反共内战条件，国共两党达成“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协议。
粟裕和挺进师游击队是从城里搜集来的《东南日报》和上海《申报》上得知“蒋委员长西安被扣”消息的。战士们高兴万分，奔走相告，都盼着早些把这个“独夫民贼”杀掉。不久又传来消息，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做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已经平安回到南京。战士们尽管思想上很不理解，但想到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对革命事业总是有利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一解决“两广事变”，就策划好了对红军南方游击区新的“围剿”方案。10月初，国民党军委会任命张发奎为“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仅仅过了两个月，国民党军委会又从湖南调来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代替张发奎，担任“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是个反共老手，在湖南时同贺龙领导的红军打过仗，从中摸到了红军打仗的许多特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立即采取“北和南剿”反动策略，妄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一举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还派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担任浙江省主席，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清剿”范围，原来包括浙南、赣东北、闽浙赣、闽东、皖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后来蒋介石把浙南红军游击区作为“围剿”的主要进攻目标。1936年12月15日，刘建绪由杭州到达江山“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任总指挥，随即调集主力部队6个师、2个独立旅以及四省保安团，共43个团的兵力，约10万余人，准备大规模进攻浙南游击区。“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制定了非常详尽的《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确定军事政治密切协同、互相推进的“清剿”要领，强调“纵横反复搜剿，以及尽绝根枝”，最终达到“肃清闽浙赣皖边区残匪（指挺进师游击队）之目的”，并且明令“各部均于1月15日开始总清剿，限6个月内，将全区之匪，一律肃清”（《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517—524页。）。从1937年1月1日开始，刘建绪不断电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加紧“清剿”、“进剿”、“驻剿”、“堵剿”、“围剿”、“搜剿”、“合剿”红军挺进师。
浙南游击区的范围已经大为扩展，刘建绪不可能采取罗卓英那样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作战方针，改为拉网式逼进，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逐次展开，企图先把挺进师压向东南，然后在浙南包围聚歼。刘建绪命令第六十三师等部由浙赣路一线向南推进，压挺进师南下；命令新五师、第五十二师及赣、闽保安团沿江山至浦城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一线驻防，由西压迫挺进师东移；在浙闽边大量陈兵，构筑稠密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浙闽边清剿指挥部”，任命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为正、副指挥官，企图切断挺进师向福建机动的通道，被迫转移沿海地带堕入包围圈受歼。此外，还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队”、壮丁队，配合国军“进剿”；采取移民并村，焚烧边区零星房屋、茅棚，按人头逐日配给油盐柴米，用种种高压手段把红军和群众隔开来，然后困而消灭之。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挺进师领导对“西安事变”以后的形势还不能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推动革命形势发展，挺进师决定对当面敌人发动一次勇猛进攻，这就是1937年1月的“峰文战斗”。
峰文是泰顺县境内的一个村子，在根据地中心区，地势险要。粟裕、刘英决定利用有利地形，同4个团的敌人作一次较量。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敌我互有伤亡，最后形成各自据险对峙局面。从兵力对比来说，显然是敌众我寡，如果敌人的援兵开上来，红军挺进师很可能会陷入被包围的不利境地。粟裕分析战局，认为必须迅速结束战斗，再也不能延误时间。这时师侦察排获悉，福鼎、平阳、泰顺交界处的大东山下驻有闽保1个团，战斗力比较弱。粟裕和刘英决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吃掉这个保安团，由此撤到峰文村南面的大山里、摆脱被动昆面。
时间已是下半夜，群山静悄悄，偶而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粟裕命令余龙贵率领二纵队少数部队，迷惑和牵制、阻击峰文岭当面敌人，主力部队悄悄撤出战斗，向大东山迂回。粟裕深知，这一仗的关键，在于二纵队能否迷惑和阻击住西、北、南三面的强大敌人。望着粟师长严峻的脸，余龙贵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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