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中革军委紧急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领导却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真正意图。
1934年7月6日晚，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出发一支部队，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它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担任先遣队的参谋长。这是中共中央决定战略转移最早派出的一支红军部队。但中共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最迫切的真实的意图，包括粟裕在内的先遣队领导谁也不清楚。若干年以后，粟裕见到了当年在极小范围内阅读的两份中央文件，才明白了中共中央的意图。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多万兵力是重点进攻中央苏区。此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已经把持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否定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的正确主张，第五次反“围剿”打了整整一年，大小战斗上百次，红军没有打过一次痛快的歼灭战，越打越被动，越打越憋气，苏区根据地也越打越小，到1934年4月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300余里。到1934年6月情势更为严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最后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西南突围，准备到湘西去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师，创建新苏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1979年底，粟裕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询问：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叶剑英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34页。）
那么，那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当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元帅，1973年12月回答军事科学院的提问时明确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34页。）
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的是红七军团。接替肖劲光担任政委的是乐少华。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到瑞金休整补充。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几位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又叫华夫，1933年9月到达中央根据地），接见了军团长寻维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要求在1个半月内赶到。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发出了《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
“训令”规定红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及军委决定派七军团长期到福建、浙江去行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开展反日运动；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州）江（山）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
“训令”对红七军团的行动计划和完成时间，规定得很具体：“行动计划预定分为三步：第一步，七军团于7月7日晚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尤溪之东，约于7月25日到达闽清以西之闽江地域渡闽江；第二步，渡过闽江后，七军团即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经由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8月中旬应抵达杭江铁路之兰溪地域，在红十军的协助下消灭浙赣边境上的敌人；第三步，8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的根据地。”
“训令”对先遣队决策领导核心和任务也作了具体规定：“党中央派中央代表曾洪易及工作团随军行动。如联系中断时，则由中央代表、军团长、军团政委3人组织七军团的军委，中央代表领导党的工作、反日运动和游击战争，并与地方秘密党组织取得联系。”
为什么规定红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呢？因为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内部制定了一个中央苏区“大突围”、“大撤退”计划，拟定在9月、10月间实施。派红七军团去皖南，威胁国民党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正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大搬家”的战略意图。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把这个意图告诉红七军团领导，为此制定的绝密文件也没有向红七军团领导传达。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军团，接受抗日先遣任务时，全军团约有4000人。奉调到瑞金后突击补充2000多名新战士，总共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人，分编为3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一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包括中共中央派出的随军工作团。全军团仅有长短枪1200到1300支，一部分轻重机枪，6门迫击炮，许多战士拿的是梭镖。但其他物资却不少，中共中央为他们印制了大批宣传品，大约有300多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和炊事工具，总共500多担。新成份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沉重，行动迟缓，给七军团行军打仗带来很大不便，也使27岁的军团参谋长粟裕运筹戎机增加了困难。
红七军团离开瑞金，经福建的长汀、连城、永安，攻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入闽中地区。中共中央命令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专程从江西东进，护送七军团北上。两支劲旅同时挥师东进。国民党正规部队慑于红军强大威力，龟缩在县城据点不敢出来，沿途民团和地主武装更是不堪一击。7月30日七军团从闽江下游南岸的樟湖坂镇胜利渡过闽江，完全进入白区。
按照中共中央“训令”，七军团此时应由福建北上经浙南、浙西去皖南，实现第二步、第三步行动计划。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忽然改变计划，7月31日电令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粟裕马上重新选择进军路线和制定作战方案，转兵向东，8月1日进占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重要集镇水口，另一部占领古田县城。按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并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官兵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中共中央出于总的战略意图考虑，对红七军团北上行动作了突出宣扬。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专门接受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谈目前时局和红军抗日先遣队。毛泽东主席详细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和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形势，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了一支抗日先遣队，这两天已经迫近福州，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支先遣部队“有充分的战斗力，配备了充足的火力，战斗员指挥员都是质量很好的曾经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表现了最大的英勇”，并且预言“先遣队必能得到沿途民众的援助”，“很快壮大成为抗日作战的大力量”。
这篇谈话刊登在1934年8月1日的《红色中华》第二版。8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瑞金参加“八一”阅兵典礼发表演说，8月2日出席红军家属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都论述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意义。《红色中华》作了详细报道。从8月1日到9月21日，《红色中华》连续刊登14条电讯稿，报道抗日先遣队北上的胜利消息，最多时一天刊登4条，都在第一版。
红七军团突然在闽中地区出现，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惊。福建省主席陈仪命令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剿匪”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蒋介石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和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8月7日，红七军团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晚便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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