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领导人就是陈毅。粟裕原不认识陈毅，也不了解陈毅。在转移的路上，听人讲起陈毅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亲眼看到了陈毅的所作所为，对陈毅由不了解到逐步了解，进而由衷地钦佩。那时政工干部在部队是不被人重视的。南昌起义时陈毅是武汉军政分校共产党的负责人，8月2日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急赴南昌。他排除各种险阻来到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日夜兼程向南追赶，终于在江西宜黄地区赶上队伍。前委书记周恩来分配他到号称“铁军”的第七十三团当指导员，笑着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潮汕失败以后，许多原来握实权的人都离队走了，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陈毅没有走。他挺身而出协助朱德带好队伍，痛斥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和信任，在部队中建立起了威信，成为粟裕敬重的领导人。
1927年10月下旬，在江西信丰城西10多公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粟裕参加了这次大会，聆听朱德浓重四川口音的讲话。朱德首先当众宣布，今后这支部队就由他和陈毅来领导，接着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且恳切地说服一些思想不太坚定的人“无论如何不要走”。朱德军长拿俄国革命打比喻，说明革命胜利道路的曲折性，讲得通俗、深刻，在粟裕脑海里留下很深烙印。
朱德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朱德还卓有预见地指出，军阀之间的战争一定要爆发。他说：“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页。）
作为政治工作领导人，另一个四川人陈毅的讲话富有鼓动性，他诚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经得起失败的英雄。”（《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43页。）
粟裕听着朱德、陈毅分析入理的讲话，更坚定了在失败面前百折不挠的斗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历程中，粟裕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都能坚强挺立，昂首阔步前进，最终夺取胜利，堪称经得起失败考验的真正英雄。
10月底，部队从信丰来到赣粤边境的大庾山区。正如朱德早些日子所料，这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几场混战。他们各自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和陈毅抓住这个时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整顿，这就是著名的“大庾整编”。粟裕自始至终参加了整编。
这次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此时部队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约占部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陈毅把他们分配到各个连队去，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在此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共组成9个连队，其中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粟裕从班长直接被提升担任步兵第五连指导员，连长耿凯是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生，后来牺牲了。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部队使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对外化名王楷（由朱德的号玉阶演化而来），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经过“大庾整编”，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气氛渐渐活跃起来了，官兵再也不是愁眉苦脸，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部队转战赣南山区时离队和走散的一些人，这时也陆续返回部队。部队总人数虽然只有饶平出发时的三分之一，约七八百人，但都是大浪淘沙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不灭的革命火种。
1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离开大庾县境，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大山。朱德、陈毅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起义部队首先打跑了占山为王、作恶多端的土匪，收缴了地主的武器，接着整顿原来的关卡，征收了一点税金，解决部队的给养。干部战士每天的任务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外，就是分散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道理。起义部队在这里活动了大约20天，粟裕和战士们受到的教育很深。过去大家只知道打仗，现在也做群众工作了，开始懂得要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意义重大。
12月上旬，部队转移到粤北仁化，得知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来信指示朱德、陈毅，率部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起义。部队日夜兼程南下，刚到韶关城郊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部队转移到了韶关西南郊的西河坝，住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官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很深，每天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不久部队转移到韶关西北30公里的集镇犁铺头。粟裕和起义军官兵白天休养生息和练兵，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
这一时期，粟裕跟着朱德、陈毅转战，探索和寻找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朱德、陈毅领导部队逐步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尝试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朱德还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运用革命策略，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同他早年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滇军将领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从而解决了起义部队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困难。平时好学不倦的粟裕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增长了见识，学到了适时转变斗争策略、斗争形式，发动和依靠群众，以及从大局着眼思考和决策的本领。
1928年初，广东军阀张发奎命令范石生缴起义部队的械。范石生立即把这个消息秘密告诉朱德。朱德、陈毅连夜率部离开犁铺头，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1月22日，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在中共湘南特委协助下，朱德、陈毅带领这支打着国民党军队旗号的部队，利用早就参加革命但未暴露身份的宜章大地主的儿子胡少海的名义，兵不血刃地占领宜章县城。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了下来，县政府官员和豪绅地主被抓了起来，起义部队还解除了县衙门内外反动团队的武装，标志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部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先后成立，响亮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广大群众踊跃参军。粟裕和战士们撕掉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人在脖子上系一条红带子作标记。粟裕几次率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回来时后面跟着一长列要求参军的青壮年。不到半个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湘南创造了一片大好形势。
早在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抵达信丰时，赣南特委派来接头的人，就第一次对他们说了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以后，朱、毛分别率领的起义军，都千方百计主动做了不少联系工作。1928年2月，湘南大好形势遭到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的严重损害。各派系军阀又互相勾结，集中7个师的兵力“协剿”起义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4月上旬，朱德、陈毅果断决定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毛泽东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顺利到达砻市。
4月24日前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清澈的龙江穿过群山环抱的宁冈砻市，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建筑——龙江书院，两位伟人——毛泽东和朱德，还有陈毅，在这里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共同决定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5月4日，在砻市龙江河滩召开了会师庆祝大会，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分坐在会场左、右两边，全军共有6000多人。就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粟裕被委任为二十八团五连中共党代表。自从潮汕失败以后，南昌起义部队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上了井冈山，粟裕感到革命总算有个“立足点”了。粟裕军事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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