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有些人的理解。有一个青年，采访他的生活起居，观察半日，没有发现有趣的东西，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他看，其中竟有这样的句子：“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孙犁看后，把最后两句删去了，因为作者让他提意见，而他还要活下去呀。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很喜欢自己这种有点儿寂寞、也有点儿恬淡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保证了他的从容写作的心情。1979年以来，仅新写作的集子，他就出版了七本：《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他知道晚年的这些时间得来不易，而且“也很有限了”，因此，他“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
为了耕耘，他只能这样生活。
〖大院〗
也有人写访问记，美化他的生活环境，说他的住处，高墙大院，西式平房，墙上是名人字画，书橱里是……是什么呢？总之，他的居室好像到处都是宝贝，非凡人所住，是仙境，竟至引出一个青年来信说，要到他家来做“食客”。其实，如前面讲过的，说到这座大院，原先倒是不错，可惜访问者没见着。经过动乱和地震，他看到的只能是断壁颓垣，满地垃圾。孙犁的住屋虽然高大，无奈门窗破败，到处通风，墙壁也有些黝暗。地上不只放着煤球和白菜，屋顶上还有蛛网，至于蚊蝇和老鼠，也在所难免。这明明是20世纪70和80年代天津一个普通大杂院的现实，访问者却故意不看，神乎其神地美化着一个作家的生活环境，孙犁对此很不满意。
至于因为苦闷和无聊，和他开开玩笑的，也不乏人。前者尚属好心，后者连这个也谈不到，他们的行为，只能当个笑话看看了：
……比如，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降温，披棉袄作。他就来信问：“你一张照片上，不是穿着大衣吗？”又如，我同记者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人造谣说我吃的饭是透明的。他就又问：“那就是藕粉，‘荷花淀’出产的很多，你还买不起吗？”孙犁明白，比起“棍子”来，这是“小巫”，虽然他们常常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只好置之不理。
而且，他的房子也还漏雨呢。自从1972年让他搬回来以后，便开始了不断修房的生涯。其中1977年秋天的一次，大概算是“大修”，他在这年8月3日给韩映山的信里，记下了这次修房的情景：
我的房昨天下午，顶棚塌了一块，夜间大雨，我通宵未眠，总结这两年的修房经验为：不漏不修，不修不漏，越漏越修，越修越漏。
每日来四五人修房，招待烟茶糖果、西瓜，上房一小时，陪坐二小时，上下午都如此，实是苦事。
所以，房顶漏雨如瀑布一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今天院中积水大腿深，像乡下发了大水，所有临建都泡了……
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芸斋小说”，题目就叫《修房》：每到雨季，他的住所几乎无处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用来接漏水，还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天花板大片洇湿，接着是大片坠落。“一天夜里，乒乓乱响，后屋一角，水如狂瀑，我接连从窗口往外倾倒出十几桶雨水。”修吧，打电话给本区房管站，不来；亲自去请，来人只登记一下，便没有了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不愿意给‘走资派’修房，正如医院不愿给‘走资派’看病一样。同院有一家是军属，房也漏了，请来了人。第一天，没有带家具，几位工人坐在院里小亭下，喝完茶，吸完烟，一到上午11点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带了家具来，还推了一斗车白灰泥来，又是喝茶吸烟，到10点半钟，一个小伙子上房了，把灰泥系上去，11点又都下班走了。原来是把一小车灰泥，倒在瓦垄里，就算修好了。从此房顶走水不利，下雨时，屋里漏得更欢了。”
如此修房法，他哪里敢去再惹？何况还要送上厚礼。
但是，登记修房的人自己闯了进来。这是一个有明显的流氓习气的中年人，他好像已了解了孙犁的一切：“你的书不少呀。”
“嗯。”孙犁只应了这一个字，表示无可奉告。他笑了：“听说你的书都很贵重。”
“也说不上。”孙犁仍漫不经心地说，“买的时候贵重，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他抓起一本书，翻了起来。这很使孙犁讨厌；再说，书也受了潮，稍一不慎就会撕坏。
“这也算是四旧吗？”他笑得越发狡猾了，“新近发还的吗？”
“是。”
“什么名字？”
“湘绮楼日记。”
“房漏吗？”
“不漏，不漏。”
他见无利可图，且又无隙可乘，只好讪讪地走开。但这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以后，总该好了，事实上如前所说，也不尽如人意，房顶仍是每年漏雨。而且房子周围，由同院的人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也很困难。直到1988年夏天，天花板的一角还塌落一块，幸亏没有伤着人。
大院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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