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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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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买刀么?”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子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入睡了。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踏脚板,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得看开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御性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示意要他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干。”

  他出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其他事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求实现之后,他在给别人的信里高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种病态现象,不妨存录如下,作为时代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现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物是1985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叠的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心从事创作的: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令人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带点儿幽默的味道:“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他听了这一席话,很有些感触,不觉也幽默起来:“鼓励”这位同志再弄个官儿干几年。结果,阴差阳错,这位同志又当了某研究会的会长。

  孙犁自己却更加清静起来,甚至连电话机也不肯装。论资格,他能装;公家早就要给他装,他不要。他操着冀中乡音对访问者说:“装它有嘛(什么)用呢?他们说这是级别的标志,可我要级别有嘛用呢?”

  当一些人在官场、甚至在市场拚命追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花红柳绿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淡化”了。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习惯。

  进城那年,他买了一个火炉,直到1988年秋天搬离多伦道的大院,他用了差不多整整四十年。火炉伴他度过了壮年,迎来了晚年,老母、妻子去世了,儿女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火炉仍然陪伴着他,只是表面生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生火前他都要为它清理一番,然后,他们就共同携手,度过冬天,——炉膛内升起了桔红色的火焰,他心里也升起了温柔的诗: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身边,吃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上面烤两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予。不仅如此,他还好喝棒子面粥哩,这也是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棒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总之,对他来说,温饱就可以了,有个躲避风雨的住处就可以了。此外,别无所求。宋人有诗:“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而他,却只是犁,犁,犁,这耕耘债,永远没有“了”的那一天。而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也是牛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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