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孙犁关于1947年土改的一段纪事，文字虽然简略，却很传神，照抄如下：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分，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他的家庭成分虽然是富农，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政治上稍有照顾。会后，他被分配到饶阳县张岗小区参加土改。去的那天刮着大风，他俯身逆行，只见飞沙扑面。张岗是一个镇，进村后，他先到理发店剪去长发，又到集市上买了一双大草鞋，向房东大娘要了两块破毡条垫在里面。时逢严冬，他就穿着这双大草鞋，每天蹒跚往返于雪封冰冻的张岗大街上，单看样子，有些像屈子行吟于汨罗江衅。
但是，他毕竟不是两千多年前遭到放逐的那位诗人，他是一名新时代的战士，他懂得怎样对待委屈。在张岗，他通过吃派饭、调查研究、开会动员等等接触群众的机会，和当地农民建立了真诚深厚的情谊。何况，农村风俗淳厚，对他也并不歧视。同志之间，也没有像后来的所谓划清界限之说。他在张岗大约住了三个月，这里有一个纸厂，负责人是张冠伦，每逢纸厂请客，或是集日改善生活，张冠伦总是把他邀了去，打打牙祭。太平年月，千金之赠，不算慷慨，困难时候，一饭之邀，就令人感到温暖如春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他和张冠伦是1916年抗战胜利后在冀中认识的，张为人热情厚道，他负责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在一家场院里，设有两盘石碾，用骡拉，造的纸专供《冀中导报》用。
在这个小区，他还被分配到大官亭掌握过工作。这已经是1948年春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学，每天晚上，孙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课室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星斗阑干，甚或鸡叫头遍了。学校的老师们都和他关系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长总是把他邀来，并请一位青年女教师端给他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吃饱了，就和老师们娱乐一番，他出的节目，照例是京戏。
就在这期间，《冀中导报》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批判。
问题弄得这么严重，主要和家庭成分有关，此外，也和“知名度”有关。先时，他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如《荷花淀》、《芦花荡》等，曾由张家口电台广播，《晋察冀日报》加按语予以转载。他到河间后，《冀中导报》又登了那样一个短讯，称他为“名作家”，这件事虽然使他“苦恼”，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听闻”。这些可以说是诱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两篇作品。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他到了旧游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本来也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关系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顾。那时讲统一战线，住宿并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篇题名《一别十年同口镇》的通讯，末尾讲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这些话，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文章里说的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会议上，这却是他受到批判的一个理由。再就是那篇发表于同年《冀中导报》上的《新安游记》。新安地处白洋淀一带，地势很低，四面临水，在一个雾气很重的黄昏，他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转了转，回去很快写成了这篇小说，结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这就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
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性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
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出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性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根源，也还是一个“左”。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里答辩说：“……我觉得他（指白桦——笔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说《琴和寓》、《钟》，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过至少是不尽公平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微不足道，但，“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谁能说像《冀中导报》上那样大事张扬的批判，和这些批评所表示的某种思潮没有联系呢？再让我们从头说吧。《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样的批判文章后，开始时孙犁受到一些歧视，后来大家也就见怪不惊、适应如初了。
在土改工作组，他认识了王昆，“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中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进城后尚有信。”批判归批判，工作归工作，而且，对他来说，只要工作，就自然地孕育着创作的种子。事实证明，他在饶阳县张岗镇和大官亭工作的这段经历，后来都开花结果了。其中，在张岗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秋千》，在大官亭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石猴》、《正月》、《女保管》。这几篇作品都是小说，但孙犁在记述个人经历的《〈善閛纪年〉摘抄》中，当吹他在大官亭这段生活时，却没有具体叙述自己经历的事件，只说“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助一下这些纪实性极强的作品，来展现一下他在当时的生活背景吧：大官亭是饶阳县有名的富村，这村里有很多的地主和财东。平分时候，这村的浮财，远近都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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