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编刊物，他还在河间第八中学教了一个班的国文。他这样做，除了有意模仿“五四”以来某些城市作家的职业习惯外，“还有调剂生活的意味，跑跑路，接近冀中的新一代男女少年，比只是编辑室好。”说到生活，他在当时的生活还是很苦的。抗战虽然胜利了，也并没有脱离“游击”生活（何况，另一场战争已经接踵而至），“那时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在河间的这一年冬天，有一天他的叔父来了。他正在下乡，叔父看见他蹲在炕沿下烧秫秸取暖，弓腰弯背，活像一个叫化子，就含着眼泪走了。
在河间的这一年，他还失去了父亲。那是他刚刚到河间不久，就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匆匆赶回家去，侍奉不及一旬，父亲就故去了。这个老人，自幼学徒，熬至一个县城杂货店的经理，直到老年，才回到东辽城自己的家中。一生所得，除买了五十亩地，还在村北盖了一所新房，另有牲口棚、草棚、磨棚，一家农民过日子的产业，总算都有了。父亲在世时，母亲说孙犁是个“大松心”；父亲去世后，孙犁忽然感到家庭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身上。
父亲很爱他，他也很爱父亲。延安归来后，父亲一时高兴，说了句待对的话：“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孙犁当时没有对。现在，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已经去世，他想对时，已经太晚了。
父亲起病并不凶险，只是耩地耧播，出汗受风。无奈日伪占领时期，损耗了身体，经不起折腾了。
孙犁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并且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一个石匠那里看了石料，请一位老战友写了一篇碑文，其中有“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等句。后来因为土改，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来河间，原是朋友的一番雅意，在他，则并非初衷，是“羁留”。但是，正像一粒成熟饱满的种子，落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开花结果了。
〖烈火在燃烧〗
抗日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解放战争的炮火就打响了。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即1947年的春天，冀中区党委发动大生产运动支援战争，各村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一过元宵节，各村的锣鼓、鞭炮声就渐渐稀少，地里的耕牛、车辆和吆喝的人群多起来了。
这个春天，孙犁以《冀中导报》记者的身分，随区党委有关负责人吴立人、孟庆山，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后来，他把这次随行的结果，写成《张金花纺织组》、《曹蜜田和李素忍》、《“帅府”巡礼》、《小陈村访刘法文》、《访问抗属》等短篇通讯。发表于《冀中导报》。此外，他还到了白洋淀一带，写了《渔民的生活》、《织席记》、《采蒲台的苇》、《安新看卖席记》、《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等文章，也发表于《冀中导报》。这些文章，以真切的、朴素的白描手法，概略地反映了冀中地区人民的生活，使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战争中，冀中人民在思想感情和组织形式上，都更进一步成熟起来，向着新中国的方向前进了。
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
上面是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郭沫若被称为新中国的预言诗人，那在烈火中获得再生的凤凰，曾被看作新中国形象。孙犁在冀中的土地上，看到了人民一步步组织起来，走向新生的过程，那里确实有鲜血，有烈焰，自然也有幸福，有创造：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
不难想象，在过去，一些大席庄，是会利用席民这严重的困难，尽量压低席价，借牟大利，席民不能不忍痛抛售。
现在，以“专业苇席渔，繁荣白洋淀”为目的的我们的公营商店隆昌号，却从各地调款来，尽力支持安新的席业，保证席民的生活，和再生产。并且贱价出售粮食、苇，以增加席民的收入，和保证他们的生活。
……
这样，我就觉得，宏利席店就不只是一种商业组织，定会成为席民自己的一种组织。在这个血肉相关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安新席民生活、席民组织和安新席业的远景，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困难是很多的，进步并不总是十分显著；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孙犁已经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上，展示未来的蓝图了。
生活总是这样，为了进步，不只需要作出牺牲，付出勤劳和汗水，有时候，还要蒙受委屈，以至付出更严重的代价。孙犁也有过这种时候。
这还得从头说起。1946年春天，他刚到河间，《冀中导报》给他登了有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位“作家”，——这在那时的冀中，是很少有的称呼——就想给他安排“重要职务”。这在别人看来，不啻蟾宫折桂，登龙有望。可是一打听，都说他干不了，因此终于没有做官。可是这条麻将牌大的消息，却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使他在第二年的土改中受到了批判。“虚名能招实祸，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他是在1947年夏天，随工作团在博野县参加土改试点的，当时，他住在大西章村。有一天下午，他在村外树林散步，忽然看见贫农团用骡子拖拉地主，以示执行“一打一拉”的政策。孙犁见状，急忙避开。他不知是谁对政策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能够感到，越是“左”的行动，群众心里虽不愿意，也不敢说话反对，只好照搬照抄，听其蔓延。
我们还应该交代一下，由于父亲在外经营生意，孙犁的家庭，在他外出读书时已渐渐升为富农。有一次，他与王林骑车南行，想顺便回家。王林说：“现在正土改试点，不知你为什么还老是回家？”这话在孙犁听起来，自然是怕他通风报信的意思。战友的一时不理解，显然令他失望。他实在并无此意。抗战时期他回不了家，胜利后，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回家的。何况父亲新丧不过一年，家中还有老母、妻儿，也需要照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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