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20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10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是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你们若觉得我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这些人的作品，可能是你们在作学生时代常常接触，影响到你们很大，他们的工作意义极有助于文学进步和社会重造，却死于工作辛勤或时代变乱中。我们值得从这个方式上表示对于人类的爱和文化知识的尊重。扩大我们的爱憎和尊重，注入于我们工作中，生活中，信仰中，社会明天就会不同得多！
沈从文启
1947年9月这位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就是诗人柯原，时年16，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参加进步文学团体，经常在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平明日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诗作。30多年后，柯原回忆这段往事说：
1947年秋，我的长期当小职员的父亲，因年老被裁失业，患了急性肺炎。当时医疗费十分昂贵，如今很普通的一小瓶盘尼西林（青霉素），当时就要10几万法币，我家中只靠姐姐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以及亲友的接济度日。父亲的治病及去世后办理丧事，使家中负了一笔债，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愁苦。这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沈老师写了一封信，打算预支些稿费，以偿还部分债务。沈老师对此十分关心，马上写了信来，提出为我义务卖字。接着，就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启事，大意是：为一家庭遇到困难的青年作者义务卖字，愿购者可将要求写的规格、内容等，寄到沈从文处，由沈按要求书写后，通知购买者将价款寄到该青年家中。沈老是著名的作家，他的书法又是很受人喜爱的。在启事刊出后，就有不少人写信购买。当然，这些人大抵也不是什么阔佬，而是凭着同情心来援助一个青年诗人的。记得当时我收到的寄款就有20多份，每收到一笔钱心中都是热乎乎的，有的人还写来了亲切的问候。这是在当时情况下，沈从文老师对一个无名诗人所能尽的最大限度的捐助了。由于这笔款，终于将家中的债务还清了。母亲得知此事后，一直在叨念和祝福这位没见过面的好心肠的教授。①
即便是困居云南期间，他也从未为自己卖过一张字幅。这大约也是在欲助乏术情形下，不得已打破惯例的。在沈从文的生活道路上，他自己也曾陷入困境，并得人之助。因此，他能推己及人，尽其所能慷慨助人，并始终信守着这一可贵的为人之道。为柯原卖字，只不过是许多同类事迹中的一例。这既与他的经历有关，也得之于他所具有的善良热情、慷慨好义的苗族血缘，同时又出自他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同情的渴求。
然而，这一件本身并无奇光异彩的普通人事，却作成了此后30余年的一段人生传奇。1948年，柯原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1949年又随人民解放军南下，遂失去了与沈从文的通讯联系。在此后长达3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因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一种无形的障碍梗阻在这新老两代作家之间。由于与沈从文曾有过的这段因缘，柯原还受到过政治上的牵连。直到1980年，柯原去北京出席“自卫还击作战征文”授奖大会时，才第一次与沈从文见面。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长长的30年啊，在同一块土地上，却形成了长长的生活的、感情的断层。直到80年代，终于走到了断层的尽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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