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依然到处都是人。可是许多人一眼看上去，神气间却有相通处。——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从台面上的伟人，到羊肉馆掌柜，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迹象。还有市侩官僚、下流侦探、改装汉奸混杂其间，正暗中策划从日本人手里抢收某项产业，或以过去一时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方式，重新加入某种文化活动……
然而从深处看，这种人却又一律有种做人的是非与义利冲突，羞耻与无所谓冲突而遮掩不住的凄苦表情。
……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还可望另一种人在北平不再露面，为的是他明白羞耻二字的含义，自己再不好意思露面？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个更年轻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增加一点什么成份，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能有一点抵抗力？①再看看大街两旁，沈从文始发现满街人家屋檐下，都挂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今天是个什么节日？问问旁边铺子里的人，原来今天是孔子生日，全国教师节，北平正准备举行8年来第一次祭孔大典，全国各地也将于同一天举行典礼。这次苏州之行在平江府见到的那个文庙的影像，此时浮凸于沈从文的脑际。那文庙已是一片荒凉，两廊已变成马厩，几十匹军马，正由一排老兵看守豢养。两相对照，沈从文有了一种滑稽的感觉。这些军马今天要不要牵出，好让一些老教师进庙行礼？军马可以暂时牵出，正殿上那些无法计数的蝙蝠，又如何处理？师道在仪式上被尊重，可是在许多地方，教师却仍在军马与“蝙蝠”中讨生活。现实到处都是喜剧，然而从深处看，却不免令人起悲悯感、痛苦感。
就在沈从文重返北平的同一个月，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国民党撕毁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定，集结50万大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800里战线上，向共产党领导的苏皖解放区大举进犯。由国民党挑起的全国内战终于爆发。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战争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全国内战的爆发，击碎了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平民主建国的梦想。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黑暗，因物价飞涨导致的生活困顿，改变着许多人的人生态度。有的拍案而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有的失去了精神平衡，陷入对现实的绝望。重返北平的沈从文，住在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废名、朱光潜、冯至等一大批学者、教授。这时，内心的极端孤寂，已使废名的精神濒临崩溃，试图从宗教中寻求心灵的解脱。每天早晚，他都要打坐参禅，并常常“走火入魔”，在一种近乎迷狂状态中，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情形十分凄凉。沈从文理解他的心境，并能体验废名心灵深处的创痛，经常去废名处，陪他说说话。这时，沈从文也正阅读佛经典籍如《云芨》之类。废名一见沈从文，就说：“从文，你不要学什么道，要学就跟我学。‘道’就在我这里！”
然而此时，沈从文并不想悟“道”出世，一回北平，他就成了个大忙人。由于是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加上抗战前在北平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和基础，沈从文同许多著名作家、教授一样，正受到青年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欢迎。除了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沈从文还同时担任了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由沈从文署名主编，北平的《经世报》（由杨振声署名主编），《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实际编务由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战前的旧关系，也邀请沈从文参与编辑。于是，教学、写作、编辑文学副刊、指导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接待不断来访的客人，填满了沈从文的生活日程。
北大好些教授住在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常常到中老胡同沈家小小的院宅中去。到沈家谈天、吃茶、吃饭的客人很多，有教授，有作家，更多的是年轻人、学生和一些别的人。虽然沈从文是个大忙人，写小说，在北大教课，款待来客，我去时他总找时间同我谈天。虽然他一口湘西土音我只能听懂一部分，我却很喜欢听他谈话。①
这一切，在沈从文的主观世界里，都是围绕着一个宏心大愿进行的。即为着复兴文学运动，“重造经典”，以改造民族的精神。为着这个目的，他将文学的社会功用放到极重要的地位，将其视为社会前进的杠杆：“文字犹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见出它的力量。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①——在他的全部活动中，都寄托了这一份书呆子的理想。
然而，沈从文的努力仍然结出了果实。他所主编的文学副刊，在平、津一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一如当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十分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单是诗歌创作方面，经常在这些文学副刊上发表作品的，就有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李瑛、柯原等人。在40年代中国文坛上，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等人形成的象征诗派，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李瑛、柯原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诗坛中坚。对这些文坛生力的出现与成长，沈从文感到由衷的喜悦。1947年，他著文评论说：
本刊由我发稿50期中，载了不少新诗，各方面的作品都有，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也有一二读者来信责备我不懂诗，所以，净登载些和编者一样宜于入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这些善意读者可想不到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轻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有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26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25。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20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误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①可是，这时的中国，一个青年作家的出现与成长，是背负了怎样一种社会重压！政治无民主，生活无出路，许多人都是在艰难的环境里挣扎。对他们遭遇的种种困难与不幸，沈从文都能感同身受，并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1947年9月，沈从文收到一位从未识面的青年诗人的来信，信中叙说了自己家中遭到的不幸。沈从文立即在报上登出一则“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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