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情绪突然减弱，觉得干枯的河床，根子已经枯朽大半的核桃树，土砖封门的故宅，都很难看。刚宜满有兴致地去看自己出生的房子，他却坐在门前良久、良久。有个小辈的亲属来探望他，他无故地发了几句脾气。
只能吃到鲤鱼，而吃不到沙勾鱼。故乡的小鱼更牵动他。他不应当这样对待好心来看他的人。他不是备了礼物，要送给当年保护过他的那些家庭吗？到过睢水中心校就可以了，那是玉颀常年工作过的地方，操场上有她的足迹，预备室有她的身影，不要去山上读她的碑文了。她知道我已经来了，来看过她就行了。让苦竹庵萧业贵的儿子萧鸿发带走这包礼品。不要忘掉到刘家沟，见到房东邱廷珍大娘替我问好。板栗园的吴瑞卿的老伴还在，他们的女儿该是四十岁的人了。他躺在睢水纸厂的一个小房间里休息，内心不能平静。
刚宜代表他去板栗园探望吴瑞卿的妻子李芳琼。李已重病不起。刚宜本来与他们说好，不必来睢水了，还是在家侍候病吧，等吉普车返回纸厂，李的女儿吴国琼坐在儿子的自行车后，提着一篮新鲜又新鲜的鸡蛋也赶到了。他从休息室出来，握住吴国琼的手，第一句便问：“你母亲好吗？”
刚宜他们很着急，怕沙汀知道李芳琼生病，会不好受。谁知吴国琼含着热泪答道：“好！很好！谢谢杨伯伯的关心。”“娃娃长成人了！”他指着一旁的小伙子。
“是呵！1956年你来看妈妈，我才九岁。记得你送我一支钢笔，还要我好好学习。”
母子俩一直把他送上车。吴国琼始终没有透露母亲病重的消息，只是止不住用手绢擦脸。轿车启动了，儿子抓住车门，把头伸进车子，还在喊：“杨爷爷保重！”
“杨爷爷多多保重！”
这就是故里乡亲的朴素情谊。人民，是他文学的母亲。
他坐在车上，疲乏而兴奋。他算是个好的作家吗？他的作品能面对人民无愧吗？他将永远告别红石滩，也永远留在红石滩了。
返回成都的路上，他访问安县养猪、制面粉的专业户，参观绵阳的“乡村冠生园”，会见“古凉粉”其人，赴德阳观光天元乡段家坝农民新村。中国目前的改革，是从农村广袤的土地上首先兴起的，他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变动。在北京，他剪过一些报导农村的报纸，特别是四川的。这次绵阳市安排王达安一家从三台赶到这里来见他。他把老朋友留了整整一天。招待他吃饭，上下午谈个不停。除了“文革”动乱，更主要的是谈今日的尊胜，谈改革形势下农民与土地的新型关系。
他是在搜集写作材料吗？前两年，他有写农村改革的动机，还为自己不能到尊胜、烈面了解新时期的农村而感缺憾。
现在他承认，这已经不是他这一代作家能做的事了。他今天到了尊胜的门口，仅仅因为有一段公路路面破损，只好让王达安跑来看他。他确实衰老了，勇气也不够。攀上睢水玉洞山去看玉颀的勇气就不够。身在绵阳，刚俊陪他往返安县，明明知道李增峨就在这个城市里，近在咫尺，也没有勇气去看她。她一定也垂垂老矣。像朋友一样对待与自己终止了婚姻关系的女人，这也只有下一代的青年才能做到。对他来说，太难了。
他的使命是写红石滩土地的昨天。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做为作家，他没有太多的个人天才，他是时代的天才。风云际会，他有幸成为一个最早的忠诚的左翼文人，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把中国宗法农村的没落、农业文明的终结，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模式完好结合的作家。他的艺术生命在故乡，源于川西北，终止于川西北。他是个有强烈乡土意识、社会意识和造型意识的四川地方志的形象叙述者。
做为一个人，他浑身浸透川味。诚实，容易急躁，感情丰富，含秀于内，过于琐细、凝重。他解剖过自己，多少还有些世故，因为社会阅历过早、过深。
他的一个孙子，有一天把他和巴金做横向比较，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巴爷爷从来就是青年，而爷爷从来就是一个老人！
那是说他刻板、冷峻、不洒脱，太刻事求全。他多么愿意把他内在的热力献给这个孙儿，但是他知道，他注定不是奔腾喷溅的瀑布，他只是家乡一块生长红苕的坡地，一块默默的与大山相连的土地！
对待那个人人都要来临的归宿，他在日记里抄录了一段罗素的话：
作为一个老人，已经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快乐和痛苦，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再担心死亡，太可笑了。
……最好的方法，是逐渐使你的利益变得广泛，使之超出自我的范围，直到束缚自我的障碍一点一点消失，这样就会与宇宙共存了。他不是超人、哲人。想超越又无法全部超越，是每个凡人都具有的矛盾性。但他觉得罗素的思想能纯净自己，升华自己，是崇高的。
他究竟来自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和它的土地。写完《红石滩》，他还有辛勤笔耕，撰写另外的回忆录，整理笔记。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九十岁又捧出一本新写的书。他不会忘记有一次与巴金见面，谈起几个熟悉的名人太讲究营养、太讲究保健，打个喷嚏也要住进医院，巴金听了一笑说：“如果什么事也不作，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感受到一种天外的呼唤，心在应和：就做一块年年生长庄稼的川西北的红土地吧！做红土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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