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12时与明日的一时之交，是个奇妙的时间。它可以被称为零时，好像是于天地之间，无所依属，又似乎同一切都有关联：过去、未来。1989年新年的钟声刚过不久，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写完了这本传记的最后一个字。
我没感到有什么轻松。断断续续的一年时间，加上搜集材料，连在一起有了三年光阴，涂了这样一本语不惊人的东西，实在也抖不起来。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沙汀，我只能回答，因为我爱读沙汀。如果有人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一个健在的、并非超一流的作家写传，回答也不复杂，就因为他健在，他并非超一流。
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待盖棺论定（即凝固），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同辈人俱在，怕受多方的掣肘，“为尊者讳”，而不易发表创见。即便别人不干预，自己都会疑心生暗鬼，习惯成自然地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下什么责难、挑剔，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
但正因如此，就更应该多写今人，多写后人，除了写伟人，也多写非伟人，写一切有价值的人，让历史摆脱僵直，摆脱“钦定”、“官办”、“经院”的樊篱，走向多元，走向人间。
那么，面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一秒钟前的人物行为方式、感情心态，一个传记作者的态度只能是开放的、科学的和现代的。我追求今人对永不停止的历史运动的充分理解。我期望能与历史“对讲”。
这包括让沙汀和他的同时代人“原原本本”地表现，也允许我“平等”地解释他们。我是不是做到了此点，有白纸黑字在，我听候裁决。
我要感谢沙老。他不顾年老多病之身，与我谈过数十个小时的话，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特别是允我读他劫后残余的笔记、日记，有的是未经发表的。但是，他坚决地表示，不读我传记原稿的任何一个字！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是要解放我，放我到一个宽阔的去处，不受更多的阻碍。为此甚或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某些细节未能得到权威性的纠正。不过，为了更好地保证历史“对讲”的确立，权衡得失，可能还是值得的。
从全书“对讲”的结构出发，除了引文，我采用了不少沙汀本人及其师友亲朋的口头材料。我要向他们表示谢忱。这些材料，大部分是我面对面访问得来，少部分是别人搜集形成笔录，由沙汀转交我的。本来可以将这些材料一一请本人审核，形成被认可的文字。但我从沙汀的不读原稿得到启示，认为可以不把这副“枷锁”套在别人头上。所以，我要说明：这里所有的讲述文字均未经原口述者审阅。这是讲述者的话，经过我的头脑和记录反映出来的，似包含了主、客双方。它们都没有发表过。
我本质上是个文学研究者。这本传记仍是按学术性传记的目标来写的，不是文学创作，几乎没有什么虚构的成分。只是想要尽量靠近研究对象和我自己，设置了贯穿到底的传主和笔者的对话，来沟通这两者。这传主的对答才是我唯一的虚拟文字。至于沙汀以外的同时代人，他们是按照与沙汀的人生重合的那一部分，进入传记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全面的表现和全面的评价。如果与沙汀的交往，正好显出他们的优长处，或偏偏把他们的缺欠处露得过大，它们都是同等地属于局部，属于偶然。我都要深深地致歉。只有我，应当对全部的传记文字负责。
我感谢向我提供宝贵传记资料的各位前辈与同辈。先后接待我的有：复衍、艾芜、吴组湘、卞之琳、苏灵扬、张秀熟、萧崇素、约瑟、胡甫臣、李眉、王苹、葛一虹、郑瑛、常苏民、李累、周克芹、郭付仁、洪钟、徐文耀、束沛德等。四川省作协罗湘浦替我筹划在川访问的事宜。杨刚俊、邓仪中陪同我访问了沙汀故乡，受到安县上下的亲切接待。重庆市文联王觉引我寻访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文协”原址，郭福田不辞辛苦陪我查访南温泉桃子沟、铜元局华裕农场。上海宋永毅等助我寻觅德恩里、天祥里等沙汀在沪的住址。感谢多次对我的调查给予支持的杨刚虹、向时文夫妇，杨礼、曹秀清夫妇，还有秦友甦。感谢在我的传记形成过程中给过我帮助的所有的人。感谢他们的厚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鼓励传记写作，在目前出版业困难的景况下，显出出版家的胸襟气度。文艺室的编辑几年如一日地对我保持信心，我深表敬意。
我的背后永远有北京大学我的导师、学友投来的亲切目光。
说到底，我并不是写沙汀传的最理想的作者。我仅仅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作过一点研究，加上我对蜀地的一份亲情。可我不是川人，不会说川话，对于川西北的乡土民情风俗只一知半解，这对我是个太大的限制，使我对沙汀的认识，总嫌不深。而且论文写惯了，驾驭叙述性文字总不漂亮。我想，到应当淘汰这本传记的时候，它自然就被淘汰，应当毫不可惜。
我期待来日，期待来哲。
作者
1989年2月20日是日元宵，月全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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