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抄了两次家。“皨铁骑”抄走了我所有重要的笔记、手稿。一天深夜，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马铁铮同志引我到东风路文联宿舍躲藏。街上行人很少，幽暗的灯光照着各单位门口大字报栏的墙脚。我只顾埋头疾走，生怕被人发现。忽然想起同样一个这么寂静的夜晚，穿过睢水场街奔向刘家沟的情景。那是四十年代的事。我难过极了，尽力压制才没有哭出声来。——沙汀1986年8月讲）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不“英勇”。一天夜里，刚服用了安眠药，机关造反派把他从床上抓去批斗。同其他好几位领导干部一起押到单位礼堂的讲坛上。有人命令他们跪下来请罪，他的同事们不愿服从，迟迟疑疑，他可立刻就跪下去了！因为，这时候安眠药正发生效用，他只觉得周身乏力，睡意朦胧。等到别人一一被强迫跪下，他已经进入半睡眠状态，得到一次“斗争”前的宝贵休息了。
他很抱歉。他的轻易下跪，显然给本来不想跪的同志增加了压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这年8月份开的。这时他已被登报点名批判，和其他省里的干部一起集中在锦江宾馆办班。名为“学习”，有人守卫，不能自由出入。他被囚在这个漂亮宾馆的北楼。和别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已经没有家属好让他挂心，没有思念老婆之苦，没有幼小的儿女需他照顾。全家最需要照顾的人，就是他本人。他可以一心干“革命”。
最令他胆战心惊的是红卫兵的冲击，抓人。每当这个时候，“学习班”的管理人员就率领他们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四处闪避，好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不久，四川医学院党委孙书记从六楼上跳下去，还有一位什么人又从九楼跃身而下，人人感到大难临头般的震动。
（那时候嘴头上大家讲自杀是自绝人民，我的心里总佩服这些人的“勇气”。
1966年底，省委以保护我们为名，把锦江宾馆的一部分人送到名山县。名山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属雅安，是采茶的山区小县，“文革”的风刮得还不紧。戈壁舟、安旗、李累，省文联党组的成员都在这里。对外说是“备战小组”。初时比较自由，我还可以看批判自己的报纸。有些批判内容就像神话，把家乡豪绅的血债，四十年代避居地的房主祖辈、父辈的罪恶，一股脑堆在我头上，叫人哭笑不得。后来红卫兵找来了，看管严厉，半夜会突然拉你起来背最高最新指示，背错了就挨训遭打。那里的农民太好了，一遇到红卫兵动手动脚，他们就围拢来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次，一个青年农民还挨近我身旁，悄悄问我：“你就是那个写《记贺龙》的沙汀？”他说他读过这本书，很不错的。这个农民当时给我的温暖真是不小，我永远记得他。
1967年从名山步行押回成都。一路之上，每到一个城镇，都要批斗一番。造反派叫它做“放一把火”，借以鼓舞本地的“革命”。批斗前，照例要戴高帽子游街。高帽子的尺寸要看“罪行”大小。有的脸上涂满墨疤，身上还要贴大字报，边走边自我介绍，比如“我是走资派×××”，“我是文艺黑干将××”，像戏台上的自报家门，又像走江湖耍把戏一样。一次游街后，我小声对同伴说：“正式批斗，应当卖门票入场才好。”
批斗台上，一般都跪着两排“牛鬼蛇神”。第一排是主斗的，即我们这些省里的，第二排陪斗的，是本地的。记得一次，我因长久的批斗、打、跪，实在劳累，同时，斗得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根本不去听他们喊些什么，一走神，在台上打起瞌睡来，脑袋不由自主地朝前一啄，竟将头上的“纸糊的王冠”掉到台下去了。“还不赶快滚下去捡来戴起！”身边的红卫兵一吆喝，我就迷迷糊糊把跪得发麻的双腿挺直，蹒跚走下台去。我并不情愿地走到那顶高帽子跟前。奇怪，经过一阵子活动，腿脚的酸痛感消失了。这简直是无意中的一大发现。它给我带来的愉快，甚至暂时驱散了当众受辱的恶劣心情。后来就经常故意弄掉高帽子，然后去捡来戴上，争取一次难得的舒筋活血的良机。——沙汀1986年8月讲）（你后来的《批斗场上小景），写的就是这个亲身经历吧？从讽刺来看，你有“堪察加小景”，又有了这个新景。从你的生活哲学来看，你有牛祚的“土拨鼠”原理，现在是“曲线”救自己）
昭觉寺有士兵把守，不会随便被人拖去打一顿，但要挨训挨罚。放风时，“囚犯”在小院坝走动，是不准交谈的。利用清除杂草的机会，几个人擦身过去，可以迅速交换两句话。如果被发现了，要罚站。大家很珍惜这小小的活动时间，小院的清洁工作做得也真是不错。
此外就只准在屋子里写交待，检查。像和尚坐禅一样面壁思考自己的问题，也许什么都不思考。同院的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放风的时候提醒他，无论如何要稳住，情绪要安定。这是很切中他要害的劝慰语，他听进去了。他在囚室破旧的墙壁上想象出沙俄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有的在苦役生活中精神失常，或者堕落，有的挺直了身子。他勾勒他们的样子，警惕自己不要垮掉。他常常想起罗素的一句名言：“有些人希望我早死，我不能不把我的死期推迟。”
他觉得这句庄重的幽默的话，用乡音读出来，能从内面激发出深沉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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