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危机虽然度过，没有主妇的家庭毕竟是倾斜的。同年12月在北京开会，周立波、严文井力劝他“重建生活”，他都婉拒了。巴金是最早写信慰问他的人，劝他换换环境，排除郁结。也劝他等小儿子高中毕业，“总得有个人照顾才行”。到1966年4月2日的信里，巴金表示理解他的心思，“这种事情应当由自己考虑”。尊重他不续弦的抉择，不再规劝了。
（你认为再婚会亵渎你和玉颀的感情？会对不起她吗？我还不至于这样封建。我是认为必须找个能了解自己的人才行。我赞成曹禺与京剧演员李玉茹的结合，那是多年知音的结合。自己如果有这种对象，也可考虑。但如果没有，不如洁身自守）
玉颀逝世周年快到了。前一个星期，他便发了个愿，要买一只好花瓶，插上花，摆在她面前。每天吃罢晚饭，就到附近的寄卖行转。有时一直走到盐市口人民商场，去看瓷器铺里的瓶瓶罐罐。他很挑剔，总想买个能让玉颀称心的才行。3月3日，他终于在春熙路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个青花瓶子回来，洗净，灌水，插上一枝海棠，摆在骨灰盒前。他相信她能知道他的心情，他怀念她。
3月14日是旧历花朝，这是玉颀的生日。他又一个人跑到花店看花。回来一个人喝酒。对玉颀最喜欢吃的苕菜，不敢下筷去尝。下午又去买花，觉得茶花像是弄虚作假，最后买了一束洋兰草回来插上了。
又过了一年。
玉颀逝世两周年了。这真正叫人有一些不相信！
昨晚上跑几处花店买花，可都没有好的，人民商场一家，说是今天会有一批水仙发卖。我问了问开门的时间，今天11点钟，我就赶紧去了。
从盐市口回来，已经12点过了。刘大娘在摆饭了，但我没有忙着吃饭，不慌不忙的，一直到把水仙在花瓶插好了，又左看右看，近看远看，感觉一切都很恰当，才去吃饭。当然，这也许是可笑的，……（玉颀会欣赏你买的不俗气的花瓶和花的。她和我们都不会笑你，只会敬重你。敬重你这个有情有义的君子）
去的已经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还要创造，爱，奋斗，包括当前规定要搞的“阶级斗争”。
文化界局势日趋严重。陈翔鹤的《广陵散》是他当面称赞过的小说。先前的《陶渊明写〈挽歌〉》，使他忆起翔鹤抗战中常说的陶潜的话：“人生实难，死之如何”。他们讨论过陶的《自祭文》，对于那种苍凉、从容的将生死归之于自然的观念，他理解得不如老友深切。翔鹤第三篇本要写五代的唐庄宗，与他交谈过，他感到历史小说的当代性很易遭受误解，曾与张天翼一起劝其停笔。现在这两篇小说都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影射现实的，他心目中自认的“正规历史小说”的概念受到了冲击。
他想起1963年与翔鹤在北京的东四用午饭。路上翔鹤告诉他，玉颀、刚虹大称赞《广陵散》一篇，使其非常感动。他初听有些吃惊，玉颀和刚虹算是什么评论权威，居然会使他如此兴奋。但他顿然领悟了，这些小说渗透了老友多年寂寞的心境，而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呀！
接下来，1964年文艺界的整风，夏衍、荒煤成为被批判对象，他被震动。荒煤1965年被逐出文化部，下放到重庆。亏得荒煤是个放达之人，两人相见，反是三十年相识以来谈得最为畅快的一次。他觉得人一旦不居官位，才更见本色。
就在文艺界不断震荡之中，艾芜下决心全家迁来成都。他是一向主张艾芜回川的。1960年，为了艾芜临时变卦不回来，曾闹得不痛快。1985年1月，他帮艾芜找房子，安置在新南门外十七号大院里面。他要省文联总务科特意为他配了一把艾芜大院的钥匙，以便随时去他那里不必高声叫门。
自玉颀逝世，他空前的孤寂。艾芜的回归使他感情上特别贴近。艾芜以郫县安德乡为点参加“四清”，写作的劲头总是那么旺盛，对世上其他事看得十分淡薄。居然吃素，连鸡蛋都不入口。沙汀经常是人间苦恼集于一身，极愿与老朋友多谈谈的。春节，艾芜从新繁老家回来，两人没有谈拢。艾芜执意马上回郫县，他怅然地送他到老西门。下公共汽车被挤散，四处找艾芜，想说告别的话，蓦回首，艾芜已经提了网袋挤上一辆待发的长途车。在一片嘈杂声中，只看见对方的嘴唇在动弹，车就开动了。他满怀着惜别之情。
之后，他到郫县去过，送艾芜回来治过腿疾。艾芜也来成都，为了办一个农村文化室，抱走了他的旧书、旧报、旧杂志。
6月，艾芜又一次回城。由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来势凶猛的批判运动中不断受到责难，两个朋友突然找到了话题。谈共同熟悉的中国作家，谈共同喜欢的作品，谈如何对待个人委屈和受委屈的老朋友，谈自己的温情主义，一直谈到家庭、子女。谈话的闸门打开就收不住。艾芜在他家有时一呆便是一天。晚饭后两人还会步行走到人民公园（少城公园），这是四十年前他们在盐道街省一师读书时常来之地。他们回忆着，一路指指点点。疲乏了，坐一部三轮车回新巷子（比乘小轿车有味）。洗了把脸，又谈起孙犁的《铁木前传》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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