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料到，他如同重获生命力一样，很快下乡到三台王达安处同吃同住，11月7日被召回，正准备当年第三次进京开会，玉颀却病了！
玉颀肚痛由来已久。谁也不把她看成是比沙汀病重的人。可是最近有些蹊跷，健胃止疼的药吃下去顶不住，人虚弱得不行。
11月9日，他决定陪她诊病。与中医学院联系后，知道相识的医生在省政协开会，便冒雨去那里按脉。过了两天，她稍好了些，两人还去春熙路散过步。所以，13日6时半起来，虽然玉颀不能送他，他并没有十分担心。在床前反复叮咛她要按时去医学院门诊部检查，便驱车前往郊区机场。
飞机一直到9时5分才起飞。因为这天凌晨，成都上空大雾弥漫，久久不散。近处机场的指挥塔都时隐时现。从停机坪侵入候机厅玻璃窗内的湿气，带着一股新鲜的腥味。他觉得两小时等待某种吉凶未卜的前景，犹如等待了一世纪！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如此辉煌隆重！毛泽东、刘少奇到会，周恩来、陈毅、贺龙、邓小平做报告。赵树理在人民代表如潮涌出会场的当口，只说了一句他的《一场风波》“比《夺印》自然”，便被冲散。后来在作协相聚，大谈了一阵双方都视为生命的农村。
回到成都，听说玉颀患的是肠胃癌的一刹那感觉，金易迸射天外，大陆急沉海底，他失去知觉地站立着。这是一个人无法上诉的终审判决？！
记不起1964年的元旦是如何熬过的。
只记得盼救星一样，盼望巴金寄来药物。有人告诉他，日本有一种新药“四列（丝裂）霉素”，很有效用。他便写信到上海、广州询问能否在国内购到。巴金见信后立即行动，遍拢日本友人相助。正在上海办工业展览的日本代表团秘书长押川，和沙汀访日时为他们做过秘书的年轻日本朋友宫石，都十分友好，紧急打电报回国买好药，空运上海。药是1月8日自东京寄出的，本说一星期到达四川却未到达。这时，上海、成都两地信电交驰，可以想象当事人的心情。1964年1月14日巴金致沙汀：“药到上海，当马上托航空公司寄成都，我已和罗荪谈好，请勿念，其他事你不用管。请你保重身体，不要多往坏处想，也不要过分焦急。目前只望药能早到，而且效力很大。”
1964年1月15日沙汀致巴金：“丝裂霉素即承宫石由日本寄出，可能还得一些日子方能寄到。……医院一个星期多前，即已开始注射一种美国特效药，反应不大，效果还好，尚可应付一段时间。”
1964年1月24日巴金致沙汀：“信、电收到，知道医院有别的药可用，我们比较放了心。你叫我们不要着急，事实上我们都很着急。……不知道向谁打听，也不知从日本寄药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只有等待。但又担心会误你的事，因此不能不着急。同时也怕你着急，急坏了身体。”1964年1月31日沙汀致巴金电报：“药已收到至感至感”。
哪里找得到这样的朋友，对你的片言只字，连一封见不到手迹的电文，都保存完好。这张沙汀八个字的电报，便一直收藏在武康路一一三号巴寓书房里。沙汀接到药，是知道它所包含的份量的。
但妻子的病实在太深沉了。世上已没有能对她起死回生的药。到了在“川医”动手术的那天，大家怕他受不住，只让杨礼守在母亲身边。他上午仍是开会。此时只有工作能转移那种生与死的焦虑。10点多钟，文联一位去城外打靶的同志捎回杨礼的话：手术做完，没有发生差错，母亲从手术室回到病房。礼儿是把它当作“喜讯”传来的。他一听，立刻靠在沙发上，几乎连知觉都失去了！他预感到一个大手术这么快做完，是更大的凶讯。
下午，他的预感被证实。他觉得心被挖空。杨礼震惊得失声哭出来！
最末的印象是病床上热水袋围满玉颀小小的身形。她变得越来越小。满屋的玻璃管、玻璃瓶子都在挤压她。尤其怕这一切消失干净，像一年前第三次走入劼人病房所看到的景况。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劼人逝世那天，玉颀曾经怎样的欷叹息。现在，3月8日以后，终于，一个湿热的身子化为一个冰冷的方盒，置于他们（？）卧室的案头。
无法用文字来告诉重庆读书的两个女儿，他为何没能把她们的母亲留住。他专程去了一次重庆。刚颀乍听到消息，悲痛得将头在墙壁上直撞。刚虹则躲到一个角落，暗自饮泣。任白戈闻讯跑到住地来探望他们，对孩子讲述自己少年失母，父亲在外谋生，只靠祖母照料活下来的经历。好言的慰劝使孩子稍稍平静。平日稚气的两个女儿一天之内长大，变得懂事。
他对亡妻满怀怜爱。五十岁早逝，太叫他痛惜。玉颀在世时，两人尽管有家庭日常的争执，一旦她撒手而去，便觉出对于他晚年的感情生活——这一份他青年时代争取来的爱情，是无法替代的。
到了年末，李增峨突然来信，声称与他并未真正离婚。现在年岁也都老了，她准备从安县来成都看他。他觉得十分尴尬。他能理解前妻的好意，但心里无法容纳。大女儿刚俊又一次出面为父亲解围。刚俊来信的语言很直率，拒绝了父亲出生活费养活生母的提议。她说，因城市“四清”她不得不把地主成分的母亲送回故乡。但她认为，母亲在娘家、夫家都处从属地位，是旧社会的牺牲品。长达六页信纸的刚俊批评，使他高兴。他很满意这个原则性很强的长女。他也同情李增峨，但历史已无法重新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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