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竹庵位于睢水关以南五里，并不远，却更为荒僻。从睢水小学后面的场口走上一段叫做牛市河坝的高坎，拐入小路，沿着丘陵的边沿绕进去，便到了本地地主兼保长的萧业贵的四合院。这座院子在牯牛背山脚下，后面是一片柏树林莽，很易躲藏。萧业贵是睢水乡长萧文虎的堂兄，有四五十亩地，雇一名叫邱驼子的长工，自种一小部分，还有几户佃农。
比起睢水那一对统治者来，萧业贵是个老实的主儿，为人较厚道。他对外面人说“杨先生”是他请来教儿子萧鸿发书的。沙汀为了谢主人的照拂，也真的抽些时间，教这个八九岁的孩子认字，背九九表。这个家只一妻、一子、一母，还有个未结婚的兄弟和母亲同住同吃。主人殷勤地要他住进宽大的堂屋，使用吃饭的方桌，都被他婉辞了。他要的是安静，选择了正屋边上存放粮食农具的横屋，在拌捅上搭块木板做书桌，坐在矮凳上，几天就沉入创作境界，写起了《过关》。仿佛是找了一个写作的“别墅”。
杨先生选择我家一间能从窗子探看龙门，又通后门的屋子。屋里只一架木床，一张简易书桌，每晚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很少说话。他穿深灰色长衫，戴棕黄色毡窝子帽，圆口布鞋，便是当时教书先生模样。开始买了砂锅用柴熬稀饭吃，以后为节省时间，便在我家搭伙。他饭后在院里边抽烟边散步，十多分钟后再回屋读书、写作，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时晚饭后戴顶破旧草帽，到院边田坝与农民摆谈。尤其爱跟逃难的人摆，问人家从哪儿来，为什么逃难。对他的究根问底，感到奇怪。消息紧张，便从后门跑到牯牛背山脚树林里。平静时傍晚摸回睢水街自己家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头戴草帽，拄根竹棍又赶回。
9月和10月，连续写《过关》，一支迂回通过封锁线的队伍的故事。左嘉这个人物显示他对战争中知识者的认识，也是少有的对自身的思考：敏感，清醒，在生死考验前矜持和自卑混合的心理。为了维护自尊往往不计利害。这是按照何其芳和自己的面目综合塑造的。左嘉戴着其芳的钢丝框架的眼镜，有写诗的经历，圆脸也是黑胖胖的，但骑的却是沙汀那匹青马，有六岁的男孩子。左嘉怕“强迫通过”，主张脱下军服化装成老百姓零散过铁路线，不单在作品中受到队长余明的嘲笑，在实际生活里，这正是沙汀提出过的设想，当即受到其芳的嘲笑的。左嘉更多的是沙汀对自身的解剖，是个思想形象。令人吃惊地是他确实不善于刻画自我的性格。他把知识分子也能具有的品格，“克己”地移到工农干部余明名下。在描写两者的冲突时，以个人的体验接受了解放区流行的向工农群众学习的模式。但他是真诚地写出这些的。（为了这部小说中工农干部的原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这个工农干部的手膀子断了，很容易使人想到党内有名的三位独臂将军：彭绍辉、贺炳炎——我在《记贺龙》里多欢写过他——余秋里。他们认为我写的是余秋里，因为人物也姓余。这三位我全认识。去岚县时，余秋里是领队。在冀中遇见贺炳炎。从冀中回延安路上认识彭绍辉。余认识最早，对写这个干部形象的影响最大。总的说，还是综合写成的，包含许多一二〇师骁将们的品格和思想风貌。——沙汀1986年11月25日讲）
到了10月上旬，他完成了这个中篇。然后把爬满蝇头小楷的几本作文簿捎回睢水，让玉颀帮着抄写一遍。15日他写下题记，在最后一段写上：作者谨将此书献呈白求恩医生（Dr. Norman Bethune）之灵，为了他那伟大的怀抱，和他的工作热忱所曾赍给我的永远难忘的感动。稿子寄给以群，它的发表比《淘金记》坎坷。开始送审顺利，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创刊号准备全文一次发表。他已经希望用这笔稿费来过1943年的春节了。不料以群来信说，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刊物发排后又调《过关》复审，结果被扣，理由是“为异党张目”！这个批件1944年在重庆群益出版社，屈楚拿给他看过。陈翔鹤在成都听说此事，透露给一个美国记者。据说这个记者大为不平，准备将《过关》译成英文到国外出版。玉颀于是又辛辛苦苦按原稿抄了另一份寄陈翔鹤。但此后连陈也不知译稿在美国的下落。还是以群想方设法把扣留的原稿索回了，先改名《疑虑》等发表了几个断片，1944年改名为《奇异的旅程》出单行本。1945年才定名《闯关》。是他的书名改得最多的一部多灾多难的作品。
他的艺术注意力一时转向了自身。恰巧寄出《过关》不久，1942年秋冬之交，发生了妻兄黄章甫的风流事件。对他正在酝酿的知识分子长篇发生强烈的冲击。
黄章甫一直在秀水任小学教员。抗战后因演话剧，与本地阔少吕松禄的姨太太结识，相好，两人打得火热，终于被发觉了。黄已有三子一女，于是抛下不顾，与这个女人离家出奔，从此杳无音讯。这件事在当地闹得满城风雨。沙汀一家作为这件男女韵事的承受者，也不得安宁。
黄章甫妻子过后又扔下一男一女，跟人出走。这个男孩叫黄国权。女孩小名么胖。此地风俗，嫁女时送亲要吃胖头鱼，常用这个“胖”字来称呼女娃。加上原在黄家帮带孩子的王妈，一股脑都搬到了孃孃这里，使沙汀家迅速膨胀到九口人。亏得两个孤苦的劳动妇女陈嫂和王妈，在困难中把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领大。不仅不要工钱，还设法将唐五驼子遗下的废院开出来种菜、喂猪。她们对生活的坚韧态度，后来都被沙汀写入小说。
真是因祸可以得福。如果没有黄章甫的婚变，他的第二个长篇绝对不是现在的样子。黄章甫的事件格外给了他拷问知识分子和自身灵魂的机会。在一种灵感的启发下，一下子获得了《困兽记》的整个概念！
大约从前线回来，他就想写一部故乡小学教师的作品。因为他吃惊地发现，他们大部分已消褪了抗战初期蓬勃活跃的精神，在长期抗战、物价高涨的生活重压下，变得消沉了。比起一年前，他与他们共同拥有的那段演剧生活来，简直不能相信曾有过那样生命炽热的岁月。
记得1938年，马之祥们组织起安县小学教师抗日宣传工作团，自费排练过《张家口》、《罗店》、《前夜》、《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剧，到县内各场镇巡回演出。业余演员带着道具跋山涉水，吃大锅饭，睡学生课桌，工作得热情洋溢。沙汀回乡，更是热心这种演剧活动。他客串演过老头子等各种配角。有一次缺个女配角，他说“我来”，男扮女妆上台。他提议把宣传工作团改名为“安县国防剧社”。自己说，“我闹演剧，闹得最凶”。在秀水演一出《慈父》，训子抗战，饰父亲的马之祥一时动了感情，真的动手打了饰儿子的周光复的耳光，后来大家谈起来还止不住地笑。
这个剧团里，便有沙汀的舅子黄章甫，和那位吕松禄太太。特别是扮演女主角，在这个偏僻的县份，极不易得。吕太太在公爷丈夫玩闹心情的支持下，居然能够抛头露面，在县内是一桩轰动的新闻，给演剧也招来不少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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