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不容易。”技师笑笑道，“晚上集合起来排队，报数时叫那娃故意把数目报错，收壮丁的那家伙就说：‘这么瓜（粗笨的意思——笔者），还配打国仗？把衣服垮（扒）下来，捶二十军棍，滚！’这不就放出来啦！”
他当时不好仔细盘问买通这个收丁官员的细节，但是放丁的办法之简单易行，而又绝对巧妙，实在不能不让他吃惊。
现在，在听众条子的激发下，这个事件跑出来，像“魔杖”一样，点醒了故乡各种头面人物永远涨红了眼睛你争我夺的场面。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这篇小说有了！
这就产生了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平时你写作，往往是故事、环境都有了，独缺人物，等待着人物。这篇东西好像倒过来，一旦独特的故事形式跳出来，邢么吵吵、方治国、陈新老爷就唱出了一台新戏。无论等待什么，小城镇的烂熟于心，它的生活方式、规律和气氛的准确无误的把握，是我成功的必备因素）
几天的时间，故乡的各种“土劣”按照一个有权势人家的壮丁被抓了，又被放掉的格局，一齐涌上脑际来表演。听来的故事就那么一点点，被摆在小说的最后，用来点题。虚构的是几个人物争吵的过程，一次不可开交的吃讲茶场面。这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茶馆里进行！想象中那是安县的西南乡，桑枣、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与身份相称的茶座。尊贵的客人一进来，人人抢着喊“看茶”。闭起眼睛也想得起来那种氛围。
人物呢，安县林白清的侄子叫么吵吵。林做过团正，这个侄子的名被借用，性格并无一点相同处。陈新老爷本是界牌人，也是借用真实姓名，并且与软硬人联保主任搅在一起。俞视学好好先生想说和，说不好；陈新老爷来调解，也调解不拢；终于由吵到动手。正打得难解难分，消息传来，邢么吵吵家的老二已经被新县长放了。他想到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一个隐形的真正市长躲在幕后，他笔下口口声声要整顿“役政”的新县长，也处理成始终没有出面，却又无处不在。故事波澜起伏，几张几弛，最后突然宣布一个结果，人们陡地“钦差大臣”式地僵成化石。不过他叙述的是中国的故事，表现基层权力社会的一次小波折：一个行之有效的“官官相护”的“规矩”突然被破坏，有钱人的“面子”突然互相撕碎，进入一个非常的时空。一场恶吵过去，才返回到原先的“规矩”所维持的“面子”中去。伟大的喜剧就此确立。
《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得无论多快多成功，它不过是《淘金记》的预演。中国丑恶政治缩影的一次巨大的描写，千奇百怪的内斗，明的暗的，暴力的和文明的厮杀，就在他心里闹腾着要出台。写“争吵”后来成了沙汀的“绝活”，这个短篇就好像是大争斗中的一场小戏。记得去延安前，家乡一批士绅买了一架抽水机钻到城北山沟里，把一个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引诱进去。当时他就感叹抗战把某些人的私欲搧旺。从前线回来后，发现这种初期的现象在广大的地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这才刺激他想把长期酝酿的这部作品一定要写出来。
可是，张家花园集体公寓式的热闹生活只适宜写急就章。他开始考虑把玉颀、孩子从文公场接出来，设法在重庆安一个家，创造一个写长篇的环境。玉颀自然同意。他向曾家岩汇报了这个想法，也得到支持。组织上为他在国际新闻社租了两间空房，从《新华日报》化龙桥分销处借来一些家具，窠巢便算筑成。
从《新华日报》把家具搬运过嘉陵江并不繁难。化龙桥对岸便是鹅项颈，一江之隔。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和青年记者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一栋西式的两层楼门口。除楼上住了沙汀简单的一家人外，空余的房间里，还经常有待命去延安的人暂住，等候车辆。沙汀在育才学校谈妥的沙蒙、舒强，还有在上海便认识的一位女性王季愚，都曾成为他临时的好邻居。
国新社大部分是青年人。他在他们的伙食团搭伙，参加他们的成立纪念会，认识了马耳（叶君健）、爱泼思坦。范长江与沈钧儒的女儿在学田湾结婚的消息，他是在生活书店校改送审通过的《老烟的故事》时，听胡绳讲起的，便赶去贺喜。但是，他与记者们的交往还是不多的，他把时间都给了《淘金记》。
这部长篇在脑子里已经有了雏型。他草拟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其中包括简要记录每一章 的人物、事件，细节的安排。第一章 他还从茶馆写起。他借用了仁寿附近的北斗镇，让林么长子林狗嘴踱进了涌泉居喝早茶，引出镇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引出新发现的金矿筲箕背，引出全书的三角矛盾……小说顺利地开了头。从其香居到涌泉居，一切顺理成章。刚过了1941年的元旦，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开始还不知道。几天以后，周恩来的题词“千古沉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周亲自上街散发这一日报纸的消息，也在山城传开。《淘金记》写到第三章 戛然而止。
原来每周只需周六进城去一次曾家岩，现在骤然增多。徐冰让沙汀召集可靠的熟人到曾家岩，听王梓木给大家讲述皖南事变双方的军事布署及发生战斗的情况，以便向各界朋友广泛宣传，打退政府的歪曲性报道。
这是一些令人揪心的日子。项英牺牲，叶挺被俘的消息传来，中央决定迎接更大的分裂。南方局贯彻“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周恩来、徐冰召集沙汀等讨论组织重庆大批进步文化人疏散。疏散的地点主要是延安、香港。欧阳山、草明早已决定去陕北。茅盾、以群将去香港。沙汀建议让杨骚去南洋，可以做那里侨胞的工作，得到组织的肯定。正巧，杨骚在神仙洞街任钧家作客，他便去找他谈话，一说便通。由此，杨骚只身赴新加坡。等到他们再次见面，已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北京了。
这一段时间不过半个多月，几乎天天进城开会。礼儿赶热闹，患了中耳炎。他每每领着儿子进城就诊，完毕，送回家，还要过江再去曾家岩。一次，就诊后时间已晚，只好带了孩子开会，把他安排在会议室的长椅子上。周恩来最先发现小杨礼已经睡去，吩咐警卫员去取毛毯给孩子盖上。散会后又派车让父子俩随冯乃超到文工会过夜。周恩来细心到无微不至，是别的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这样每日讨论别人的疏散计划，沙汀不能不考虑起自己来了。周扬经常托人给他带信问好，同时不放弃劝他重返延安的可能。重庆组织上似乎也有这个暗示。他冷静地剖析自己，审视自己的全部写作“库存”和发展前景，与玉颀交谈，也与心中跃跃欲出的人物交谈，觉得只有回乡才能加强、焕发自己的文学生命。到了1月底，疏散的问题大体就绪，一天向徐冰汇报后，徐问起他的打算，他便决然地说出想回安县的意思。
徐冰没有提出异议。反倒详细地问起他在故乡的社会关系，隐蔽下来从事写作的安全程度。当知道他舅父郑慕周的地位和开明态度后，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只是反对沙汀与地方党发生关系，主张把组织关系保留在南方局。徐冰说：“决定了就赶快动身吧！为了你们老不动身，恩来同志这一向觉都睡不好呵！”
临走前，徐冰突然阻拦道：“不跟恩来同志见见面就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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