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鹤也是抗战后才认识的。大革命前后便读过《沉钟》上陈的小说，他回忆沉钟社的文章也给沙汀好感，懂得了为何这个团体会受到鲁迅的赞赏。
（我和周文分头在成都文艺界联系，第一批结识的人里就有翔鹤。觉得他朴质、熟识得快。他生活不宽裕，父亲开过钱庄，后来破产，才从重庆搬来。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卞之琳、何其芳陆续来成都，我通过他才结识北平作家。
我们虽然谈得来，但起初感到他旧文人习气较重，住房窄小，却极喜养花。所以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我到周文家参加党的会议，发现陈也在屋，有点惊奇。他是周文介绍的。我认为一个“好人”入党是好事，后来关系更密切。我去延安前，征得“协进”的同意，把我的课给他教了。——沙汀1986年12月5日讲）沙汀与“京派”作家交往，使人不感到他有“左翼”气。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当院长，这个极瘦极小的中年人是个诚笃的学者。他为了“教育自由”，曾在川大反对国民党二陈派撤换张颐校长，得到沙汀、周文的支持。周扬曾通过沙汀写信给他，欢迎他去延安参观，朱也立即回信表示愿去，但后来被欧美派的朋友阻止了。他夫人是南充人，大家叫他“南充女婿”。
朱光潜的学生卞之琳在川大当讲师。何其芳先在故乡万县教了一阵书，然后也到了成都，在石室中学任教。他们办起了《工作》。何其芳发表了《论工作》和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沙汀读了，改变了对这个带副眼镜，有一个油黑的胖脸的书生的看法，觉得他对抗战成都享乐、懒惰、陈腐、讲究美食的风气的厌恶，和自己是那么一致，对京派作家更有了好感。
我原来不认识沙汀，但知道他。因我参与《文季》、《水星》两刊的工作，郑振铎气魄很大，把上海、北平两地作家拉在一起，使我接触到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艾芜的，沙汀的。
这时周文、沙汀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与党的关系。他们常来川大找朱光潜，方敬、罗念生、谢文炳。谢是川大外文系主任。这时，我和何其芳编了《工作》，轮流出钱，用土纸印，觉得成都气氛沉闷，想到前方去看看，这样，才使我与沙汀建立了全新的关系。
有一个道地四川作家和沙汀这个时候才建立起友谊的，是李劼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期就听别人说，李劼人是个有骨气的人。当时的督军杨森自命为“文化军人”，招揽留法学生给他当“参议”、“秘书”。李劼人断然拒绝别人的劝诱，当了《川报》主笔。杨森手下一个红人黎纯一无聊地登了“为男友征求女友”的启事，李邨人一天在自己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的启事，其条件有“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这种壮阳药丸是统治阶层中不少人常服的。于是老百姓拍手称快。黎挑拨杨森封闭报馆，抓了李邨人。这在当日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李因为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共进退，愤而辞职，在指挥街租佃的住宅内，开了名为“小雅”的菜馆，夫妻俩又当厨师，又当堂倌。沙汀上海时期回川，还特意去吃了教授夫妇做的葱烧鱼、红烧牛肉。那是一间铺面的小馆子，真是“雅俗共赏，小大由之”。
现在，沙汀看到的李邨人便是这样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李已经写出了《死水微澜》等小说，材料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军阀连长指使几个散兵游勇绑了他儿子的票，经过袍哥大爷出面花钱赎回，使他了解到成都近郊场镇上的人情世态。直接出面斡旋的袍哥叫邝瞎子，就是《死水微澜》里罗歪嘴的原型。李邨人同时任嘉乐纸厂的董事长，致力于抗日文化与实业救国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个纸厂在成都的办事处，后来成了“努力餐”之外又一个进步文学界经常聚会议事的地方。
（你的文学圈子扩大了。过去，你的生活视野很大，却只有一个较小的左翼文学领域。是抗日战争造成我的“扩大”，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我到解放区去，同行的是两个新识的非左翼作家）
整个教书、联络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当他的目光从周围这些具有美好人格的“精英”身上移开，移到广大的后方，大半年的观察所引起的深广的忧思，时常触动他考虑：一个文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廉价的热情家的隐瞒、粉饰，究竟有无价值？他本来想寻找故乡抗战的如火如荼的场面，神圣的新的东西，但“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比如随着日机轰炸带来的全省防空机构的林立，救国公债的发行掀起的呼声，在成都都曾怎样引起他的兴奋呀。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这种新的喜剧，包含着新旧双重的痼疾。他的家乡的封建性权力结构所带来的人的愚昧，已经在他已有的作品里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浊一面，现在又以新的可笑方式再度出现。春节时节在安县听说一个故事：一个叫陈雨村的，专科学校毕业学生，父亲陈福田，袍哥，很有势力，和一个姓刘的小老板拼力争夺县防空协会主任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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